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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管是囤地还是捂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已经占有了土地和住房这些不动产物业。这就标志着已经进入了“物业税”的范畴。
所以，物业税的开征，要想达到抑制和降低房价的功能，使社会中由此而引发的不和谐因素得到化解，就必须把“发力”的着重点放在开发商上。对人为操控的“空置房”和“空闲地”，在物业税的税率上制定最高的税负水平，这样，不仅可以有效的打击开发商的囤地捂盘，还可以制衡投机的炒房者，可谓是“一箭双雕”。
七问：物业税的收取，是照面积算，还是按房价收？
在民间对物业税的议论中，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这就是物业税的征收，应该按照人均占有住房面积的办法进行。有的网友甚至给出一些具体的公式，对拥有不同住房水平的人，实施不同的物业税税率。比如人均住房面积在人均30平方米的小康范围内的，免征物业税；对人均住房面积超过60平方米（小康标准一倍）的，超出人均30平方米的部分，每年按照超出部分的房价的10%收取物业税；对超出小康标准两倍以上的部分，按照20%收取；超出3倍的部分，按照40%标准收取。总之，每多出一倍的部分，收取的标准也要翻一番。
这样的想法很有建设性，也很朴实，但不够完善和成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98年当初的房改时，我们就有过按面积分房的教训。当初房改办制定“房改”的补贴标准，就是按照面积来计算的。比如，一般干部职工的补贴面积标准为75平方米，科级干部为90平方米，处级干部为110平方米，厅局级干部为135平方米。如此的细分，已经体现了“官本位”指导下的差别。但是，它忽略了房地产的一个基本的市场规律，即居民的住房价值，除了和面积有关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住房的地点地段。就是对同一城市来说，因为区域和地段的不同，房价的差异也很大。有的甚至可以相差数倍。一个在市中心的80平方米住房的总价，往往比新区或者是郊区200平方米的住房的价格还要高。
正是因为以面积为标准的方式在政策上留下了如此大的“空间”，所以到了“利为己谋”的官员手里，这样的政策又成了敛财和扩大财富差别的利器。一些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纷纷拿着纳税人的钱和靠着垄断的暴利所得（如电信、烟草、电力和石化等行业），以落实房改政策为名，纷纷加入抢夺城市黄金地段和市中心商品房的队伍中；高官借助“房改”的“面积标准”，动用巨额国有资金，以单位的名义高价买取黄金地段的高档豪宅，然后个人只需付出十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的“房改房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取由国家买单的高档商品住房。而普通干部职工或是被打发在房价最低的最差的地段“补齐标准”，或者干脆“无房给分”。这在中国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
通过“面积补差”，官员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家庭财富差别，一下子拉高了十多倍甚至更高。不妨来做一个基本的调查，看看身边的处级以上的干部中，他们现在的住房价值是多少？有多少人居住的商品住房是自己以市场价在房地产市场自己买得的？房改的“福利分房”，使他们的家庭财富究竟增加了多少。从某种程度上讲，“面积标准”的“房改”，也是造成主城区房价不断高涨的原因之一。另外，不少先富起来的人以自己名义为家人（含父母、兄弟姐妹）购置商品房的，又该如何算面积，也是值得研究和区别对待
所以，物业税的征收，如果还是继续按照面积计算的方法，而不是以房屋实际价值的来确定税率，就极有可能继续推高各个城市主城区的房价，而且还势必造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现象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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