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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的这一轮房改，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一下子远远拉大。有的人，成为拥有百万、甚至数百万豪宅的“房豪”，而有的人却还只能“一无所有”。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靠着国有资产和财富在实行“房改”中一夜暴富、获取超标准、高价值“房改房”的强势群体，不仅绝大多数没有尽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义务，而且也免缴了大部分的房地产方面的税费。这对缴纳过土地出让金和方方面面房地产税费的购买商品房人群，就构成了一种社会不公。
五问：生存必须的居民住房和盈利致富的工商用房，谁更应为物业税买单？
在今天的关于物业税的讨论中，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是围绕居民的住房展开。似乎除了居民的住房以外，其他的性质的房屋和地产，都与物业税无关。情况真的应该是这样吗？
物业税中的“物业”，顾名思义是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及与之配套的设备、设施和场地”，所以，物业税征收的对象，当然不仅仅是居民的住房，当然包括建立在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基础上的所有不动产。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重发展、轻民生”错误倾向。在土地的使用、分配的政策上更是“重商轻民”。有的地方为了一时的政绩和GDP数字上的好看，在开发区等工业用地上异常“豪爽”。不少地方为了争取投资，不仅在税费上“大免特免”，而且对投资者工商业建房用地，也实行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出让。这样的政策导向，也使今天的中国出现以地生财、拥有上千亿家产的“超级大土豪”。
而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地方把老百姓生存所必须的居民住房用地当成了政府的“钱袋子”，甚至还产生了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造成的结果是住房用地价格越来越高，开发商也借势大涨房价。
国民享有适当而体面的居住权，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联合国1999年发表的《关于获得适当住房权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中第一条就规定：“适足的住房之人权由来于相当的生活水准之权利，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
站在人权、民生的高度，物业税的设计和实施，应该把这种“颠倒的历史”纠正过来。对不同类别的房屋和土地，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和“文明规律”，不仅要一视同仁的征收物业税，而且还应根据“生存权”和盈利性两者本质的不同，对不同的物业，制定和征收不同税费水平。如果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其他的政策进行反补，这也可以有效的防止利用土地暴富的情况发生。
六问：物业税的矛头指向，是开发商，还是普通购房者？
有人说，物业税的出台，主要针对的还是购房者中的炒卖者，而真正推高房价的开发商，并不是主要的目标。
如果物业税的政策设计者真的是如此设想的话，那么新开征的物业税，就很难起到调控房地产市场、抑制和降低房价的应有作用。因为占用土地，囤地捂盘最多的，不是普通的买房人，而是开发商。
众所周知，在这一两年的房价暴涨中，既有炒房者的推波助澜，更主要的还是开发商的囤地、捂盘和惜售。有的开发商为了获取最大的利益，囤积的土地，可以开发几十年；有的开发商虽然开发了楼盘，但同样是为了暴利，捂盘惜售，造成人为的短缺。所以正是开发商过度的占用了社会公众的全民资源，并制造了房价暴涨，才使普通百姓买不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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