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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决策层的决心显而易见。
“上海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如果只是去看GDP指标并不合适，而是要看它的方向和结构是否合理，上海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上海的执政者们正在为自己营造宽松的改革舆论环境。
退出
相对于整个上海，松江的转型似乎更为迫切。“外需的下降，导致必须调整结构才能适应和发展；而且，自身发展到了这个阶段，粗放型的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大投入换回大产出已经不可能；更重要的是松江与上海其他地区不同，松江的环境承载压力很大，承担了上海70%的水源水供应。”
目前，中国已经明确：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孙建平坦诚，在松江这样一个工业基地，今后十年里要下降40%，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
“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两个问题：一是，国内外市场并重；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污染的企业要淘汰，通过市场和行政的手段加快优胜劣汰的力度。”盛亚飞说。
孙建平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05年，松江退出劣势企业117家；2006年，退出108家；2007年，退出106家；2008年退出112家；2009年上半年退出48家。至此，491家企业已经从松江退出去了。
经济结构的调整正从企业的结构调整开始。
“尽管在地方环境的控制和追求效益之间无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一些企业必须退出。”例如，物耗高的、能耗高的、附加值低的、大投入少产出的、对当地的就业贡献不大的和对当地的税收贡献不大的企业。
“退出去的同时腾出了土地，也腾出了节能和减排的指标。退出去的企业会得到一些土地的补偿，这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理论上是这样的。然而，现实的阻力不是没有。采访中发现，一些应当退出却拒绝退出的企业并不鲜见，来自国资背景的企业阻力更大。
孙建平显然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探讨更深，他轻描淡写地说，尽管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但这件事必须得想明白，大力地推进。
“那些好的企业我坚决把他留下来，不好的坚决退出去，不停地退，总有一天不好的都退出去了。”
因此而降下来的财政税收是必然的代价。
“在经济结构调整当中经济效益方面有所牺牲，才可以保证结构调整到最好。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需要成本意识。改革是需要成本的，调整转方向的过程中你还要保持速度，这不翻船了吗？”孙建平说，为了好的结构，他们宁可牺牲这一段时间的速度。
引入
“过去我们GDP导向，但今天我们考虑的是，它可以给我们多大的经济效益。”松江目前只追求两条效益：财税收入和当地的就业。
如今，松江人的就业已经不成问题，因此，最关键的是税收。孙建平说，他不会大力引入那些当地就业没有需要，又收不到钱，还必须大量垫资的产业。比如，在很多城市被突出强调的服务外包业。
“我们可能会考虑做一些服务外包，但这一块的税收基本上都减免。在我手上会实现服务外包的从无到有，但不会做得太大，毕竟当地财政有一个承受能力的问题。”
有没有比较高的税收取决于企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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