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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云昌他们后来承认，执行当中确实出了些问题。政策规定经济适用房是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的，但实际执行当中没有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来做。“那时候的经济形势根本来不及，房子盖起来都卖完了，标准你还没制定出来。”
后来出现的开奔驰、宝马车住经济适用房的问题都出在这上面。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矛盾。那时候的问题是国家能不能生存。一切都要服务于宏观经济发展这个大局。无论是谢家瑾还是顾云昌，均认为：不管后来经济适用房有多少问题，但在那时候，它至少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二是实现了平稳过渡，三是让很多中低收入家庭买到了住房。
“如果停掉分房以后没有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话，把所有人赶到商品房市场上去肯定不行，那样不可能实现平稳过渡。”谢家瑾说。
退下之后，谢家瑾对这十年的房改进行了反思：在任的时候，虽然我是全力以赴地推动房改，但是也存在一手硬一手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在培育和发展市场这是很硬的，在住房保障这一块是相对比较软的。
曾经有人提出来，每年能不能拿出10个亿出来支持西部地区的保障房建设，财政部说，这是发改委的事情，发改委说，这是财政部的事情，都说应该但是没有落实。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顾云昌曾经做过调查统计，原来很多地方的经济型住房占到住房总投资的15%，最多占到25%左右，但到了2003年之后，经济型住房的总投入只有整个投入的5%。经济型住房投资过低。
政府的社会保障欠债太多，最后造成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压在地产市场上。
房改改什么
2003年，政策当中对供应体系进行了调整：经济适用房只对准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买普通商品房。低收入以上的群体全部被赶到了商品房上。
普通商品房没有保障它的市场机制。“什么是普通商品房呢？没有政策的支持，又看不见摸不着。”谢家瑾认为，这样的调整显然是不成功的。
“文件出来以后，我提出异议，但没人出来解释。中低收入家庭没有供应相应的产品，这个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顾云昌持同样的观点。
这个问题，也就成了现在的“夹心层”问题。
“现在的关键不是‘二次房改’，而是把1998年确立的事情健全和完善了。特别是供应体系，中国只能是低水平广覆盖，而且要逐步取得前进。”
来自官方智囊的看法是：房改进行到今天，应该深入细致地去研究，哪些制度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哪些制度是需要深化的，哪些制度是需要调整的，哪些制度是需要完善的，应该怎么在效率与公平之中求得平衡，这些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所有问题中，顾云昌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资金问题，每年的财政要有一定的保障。此外，土地的保障够不够？管理的成本够不够？执行的力度够不够？违法的要追究法律责任，不能只是批评。
他建议，经济发展最后应体现为住房问题是否得以解决。“将住房保障制度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或者像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一样向人大汇报。”
俞正声找来谢家瑾，非常严肃地问：“谢家瑾，你说，会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震动？”她坚定地说：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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