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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第一次抢劫就像是社会造就的黑色幽默。克莱德走进银行，大盗一样地掏出枪，里面的银行职员很同情地指了指贴着的告示：“本银行已于三星期前破产。” 邦尼与克莱德每次犯案时，都彬彬有礼，带点天真地和人打招呼：“你好，我是邦妮，我是克莱德，我们是抢银行的。”
影片最后，公路上阳光灿烂，邦妮和克莱德一边开车赶路，一边憧憬美好未来。忽然，他们看见老莫斯的卡车抛了锚，两人热心地停下来帮忙。恰巧那时，树上飞出一群小鸟，老莫斯迅猛地往车下钻，这对情侣心头一凉，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此时枪声大作，雨点般的子弹飞来。两人临死前的四目相对，让观众无不难过感慨——是社会的压抑绝望，才让他们生出如此极端的反抗方式。
在《邦妮和克莱德》前，有一部描写另一对雌雄大盗的影片，导演里奥那多・卡索1969年拍摄的《蜜月杀手》。这个故事，取材自上世纪40年代美国一则新闻：一个女护士爱上了情场骗子，决绝地抛弃了自己的亲人，跟着她的“拉丁情人”浪迹天涯，他们扮成一对兄妹，专向有钱而寂寞的女人行骗再行凶。在他们接连地杀了几个女人和孩子后，两个人都精神崩溃，最后向警方自首。
按说，这对雌雄大盗不像天真浪漫的邦尼与克莱德，毕竟他们有血案在身。但导演里奥那多还是尽力挖掘出“罪恶”背后的复杂人性，把一段骗中有爱、愈演愈烈的杀人传奇处理得生动深刻，而观众也最终坚信，是某种可以称作“爱”的东西，导致他们误入了歧途。当他们锒铛入狱，在狱中互写情书时，观众的心已经很柔软了。
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上看，他们的确有种观念是“人人心中都有魔鬼，每个人都是善与恶交织的个体。”关键是，在备受打压的残酷环境中，善与恶的力量如何平衡对抗。或许，西方导演把迪林杰、邦妮和克莱德这些“恶人”刻意扭转成“大英雄”，的确有些投观众所好的“商业用意”。但多少也给我们一些启示：在评价忠奸善恶时，是否也该留下一些人性的空隙？
西方电影史上，将罪犯“正面化”，以表现人性的复杂，似乎是由来已久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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