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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成认为，这种封杀竞争对手的方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一不小心就会中招。但是没有办法，私权时代大家玩的就是知识产权规则，你能绕开了你就是赢家。毕竟这是除了品牌之外，最大的筹码了。因为劳动力成本人家没法跟中国争，而在质量问题上，中国也能够做到标准化。因此，面对中国企业产业升级的势头，知识产权这个武器，人家一定会越来越频繁地使用。”
因此，中国企业必须转变观念，适应乃至利用这一形势。“有些企业一年花上亿的广告宣传费不眨眼，但是花个几千万打官司就不愿意。”接受《小康》采访的专家认为，事实上，无论是广告宣传还是法律诉讼，都可以是一种赢得市场的手段。以捷康为例，费时两年，耗资二千万（占到其总资产的10％），但是赢得了全球第二大三氯蔗糖供应商的市场地位，这是花多少钱做广告也换不来的。
高额的律师费的确会让一些企业望而却步。特别地，美国337的知识产权之争并不适用一般民事案件中的“恢复原状”原则，即使赢家也无权向对方讨回律师费。在这一问题上，安立军表示，主动地未雨绸缪就是一笔投资，而被动地亡羊补牢就是一笔费用。
安立军透露，捷康的律师费占去了企业总资金的10％左右，这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本来这笔钱是用于再增加一条生产线的，但最后内部达成了共识：如果国内同行输了官司，现有的生产线都有可能没用了，还再花钱建新的生产线干什么？打。”因此，才有了最终四家中国三氯蔗糖企业的全胜局面。
刘宝成对《小康》表示，“盐城捷康能够从全局出发，将应对337调查纳入到通盘的、长远的企业战略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作为企业来讲，它必须是高度理性的，不能凭一时冲动而简单地去讨个说法。这是一个中国企业成熟的标志。”
企业团结的力量
“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们的工业起步很晚，因此大量地仿制国外的技术在所难免。”刘宝成说，在客观上我们得承认这个事实。面对西方的先进技术，现如今，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不合时宜了，企业必须能够在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做到有所突破。“为什么政府天天讲自主知识产权，就是因为我们原来拥有得太少了。”
一些美欧企业侵犯以知识产权为由对中国出口企业提出诉讼，一方面，固然是抓住了部分中国企业自身存在的一些漏洞；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将诉讼当作一种手段，用以恫吓和排除中国出口企业对其市场地位产生的竞争威胁。
夏翔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许多案例表明，现在美国“337调查”程序被许多跨国公司利用，成为其竞争策略之一。
刘宝成因此提醒，在公权竞争向私权竞争转向的时候,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这种做法的杀伤力，现在专利保护一般都是17-21年，一旦认定你侵权，在这段时间内都不能出口到任何国家了。当然也可以寻求和对方的企业达成和解，但这一般都会很难，因为毕竟是竞争对手，对方一定会收取高额专利费。
第二，即使没打到你，也要做积极应诉的准备，以免同行败诉之后同样被普遍排除令排除在市场之外。可以像捷康一样主动应诉，也可以在对方没有动作之前先发制人，利用节外生枝等法律技巧成为原告。
第三，要考虑整体利益、行业利益，同行业的企业团结起来协调一致，才容易赢得胜利。
“比如，在美国劲量公司状告中国电池企业的专利侵权案件中，中国电池协会就表现得非常出色。将所有的中国电池企业协调起来，搞一个集团诉讼，成为被告的企业交70%的律师费，还没有成为被告的企业交30%的律师费。因为如果同行输了官司，你也不能出口了。”
同时，还要有前瞻性。“不能等到人家来找你玩命的时候才准备练武术。”刘宝成建议，我们国家主要的企业协会和政府机构应该建立一个预警机制，在对方开始酝酿的时候，就应该有所准备。“一定要建立这样的预警机制，做好应对准备，而且有些事情可以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就不用打官司。因为这种知识产权的争议即使是你赢了，律师费也要自己花。”
“很多跨国企业就是利用这一点，知道中国企业烧不起钱，所以跟你比财力。这好比一个准备了十斤面包的人和一个只有一个馒头的人比赛野营一样。而为了避免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就应该建立这样一个预警机制，有的时候该妥协的妥协，该磋商的磋商，都可以通过事先的分析进行沟通。”
“即使涉嫌知识产权纠纷，也要设法尽快将自己做大做强，因为道理牵强的强者也会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当然，企业也不用怕打官司，即使现在资金不足，如果真的有好的市场前景和赢利点，可以立刻找第三方融资，只要你能够说服参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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