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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虽然已经逝去，但是，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对“酱缸文化”的分析并未终结。
著名诗人邵燕祥认为，柏杨的成就决不限于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甚至也不限于《白话资治通鉴》和《中国人史纲》。但是，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学者徐友渔说，“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丑陋的中国人》及其提出的‘酱缸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发了一些风波。我当时感到，他这些观点对我非常有启发，对他的观点总体也比较赞成。他把问题看得那么尖锐，对本民族劣根性深恶痛绝的解剖，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爱之深才责之切，从这点说，我觉得他比一味说中国文化好处的人更爱国。柏杨在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后的态度也非常值得关注。有些人不理解，对柏杨进行了批评，我很不以为然。我觉得，柏杨在分清是非和道义之后的和解举动很了不起。柏杨除了激烈批判之外，对于推动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和民主、宪政转型方面，他对一个时代脉络和自己理想方向的把握都是很好的。”
柏杨著作出版人、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荣文与柏杨相交近30年，他认为，“柏杨封笔之前，给大陆版《柏杨曰》新写的序言里面有两句诗，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是他自己一生最好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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