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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称，“我认识柏杨先生比较晚。他是中国人的一个代表，在错乱的时间里，很多人都受到这样的遭遇。我觉得，作为文学家的柏杨先生很悲哀，也很孤独。他后来成名，是因为他写杂文。他写杂文，是因为在报社工作，需要嬉笑怒骂。他的杂文别具一格，所以受到欢迎，但也因此被投入监狱。他坐牢并不是因为他想要去对抗当局，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人权斗士，要提倡人权什么东西而被逮捕入狱。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杂文，被特务认为在讽刺当局，所以，他遇上了这荒谬年代一件荒唐事。这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他坐了牢，所以会想到人权啊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是被现实炼成这样一个人的。他在监狱做的历史研究，主要是批判中国古代。他的批判延续了五四以来的精神，也很有力量。但是，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他花这么多精力做历史研究，无非是为了说明一句话，中国的历史是黑暗的。出狱后，他又做了很多历史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事，在史学界看来很业余，因为他的翻译也有很多错误。实际上，他是要说自己的话，但是，他的话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了。他后来有这么大的名气，其实都是大家各取所需所致。有人讲到反专制，会把柏杨抬出来；有人讲到批判传统文化，也会把柏杨抬出来。台湾一些政治领导人去看他，其实是在用他。他做的很多的事，都默默无闻。比如，他最早注意到东南亚的华文文学，并编过一个集子，台湾这一领域的研究正是由他开创的。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我认为，柏杨先生是孤独的。”
“重回大陆真好”
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周明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去香港时结识了柏杨的妻子，诗人张香华。这使得他日后认识了柏杨，并结下了20年的深厚友谊。
1988年，柏杨夫妇首次回到大陆探亲，他们在上海、北京、河南辉县老家、西安都做了停留，周明全程陪同，柏杨一直感慨大陆变化很大。在北京，周明陪着柏杨找到了他原来在北京的住所，因为里面住着人，柏杨就没有进去。后来，柏杨就对周明说，想回河南辉县的老家看看，主要想去看看第一个妻子艾绍荷和女儿冬冬（长女郭素萍）。他还幽默地笑说就不要张香华去了，原配夫人还在，打架怎么办？柏杨让周明送他去北京火车站，说女儿冬冬会在郑州接他，而让周明留在北京陪张香华玩。
后来，周明陪着柏杨去了西安。本来，他打算在西安待几天后去其他地方。但是，西安的文化古迹太多，柏杨看得兴致勃勃，就决定不去其他地方了，留在西安。“有一次，我和他们一起去杨贵妃墓，出来已经很晚了。一群学生认出了柏杨，拿着门票、小本请他签字。已经在车里坐好的柏杨不顾其他人的劝阻下了车，在学生们的包围下，给他们全都签了名才走。”
周明还记得，当时西安的一些书店搞了签售活动，大批市民排长队等待柏杨签名。后来看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读者没拿到签名，柏杨就告诉工作人员，让读者们写下通讯地址，夹在书里，他回酒店以后签完再寄还给大家。当天晚上，自己陪着柏杨，一直看他一本一本签完，第二天又按地址给读者寄回。“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中犀利地揭露中国人的劣根性，我觉得那是恨铁不成钢。在生活中，他对每一个人都很谦和，很尊重。”
此后，柏杨夫妇和周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过多次电话沟通，柏杨同意将手稿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2006年初，双方签署了捐赠协议并公证。柏杨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57箱文物的消息传出后，台湾社会为之震动。尤其在文化界，指责、质疑、赞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反对者声色俱厉地把电话打到他的家中：柏杨先生，你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50多年，现在怎么可以把东西捐给大陆，让文化资产外流，你像话吗？但是，这并没有使柏杨动摇。不久，柏杨的部分狱中手稿、书信、书桌椅、笔、镇纸、受访影音记录等近千件手稿文物，装成了56箱，运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其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对这些文物、手稿进行了整理，并成立了柏杨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揭牌成立的时候，张香华从台北赶来参加揭牌仪式。临行前一晚，她好不容易让已经88岁的柏杨重新坐到书桌前，并让他写句话给文学馆。柏杨犹豫了很久，写下了“重回大陆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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