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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对自己最后一次见柏杨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2006年年底，我到台湾去接受柏杨捐赠。在回来的前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去柏杨家里向柏杨告别，他躺在床上，夫人张香华对他说我是来向他告别的。柏杨不顾张香华的劝阻，让张香华给他穿好了衣服起了床，坐着轮椅到客厅来和我说话。他说这次手稿文物的捐赠我是下了决心的，你也知道，台湾报纸上有骂我的，还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柏杨先生，你到台湾来了半个多世纪，你喝台湾的水，吃台湾的大米，为什么要把手稿捐给大陆？但是，这件事我是不动摇的。他还说，等我身体好了，我还想回大陆看看。两岸的人应该相互多看看，便于了解沟通。我说，我走了，我会再来看你。他眼睛湿润了，在轮椅上背过身子往卧室走。我目送着他到卧室门口，他突然转过身来，举起右手对我摆了几下，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没想到，这成了永别。”
但是，柏杨的更多文物还是在台湾台南大学的柏杨文物馆。柏杨文物馆建在台南大学两幢教工楼里，在400平方米的基础上复原了6处柏杨生活场景。该馆文物全部来自柏杨的家中，有些甚至是柏杨正在使用的家具。柏杨与台南的缘分源自1949年，他先执教于台南市立初中，后在台湾成功大学任教。柏杨赠予台南大学的文献包括手稿、校对稿、文物、剪报数据、影音数据、相关研究论文、《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和《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及杂文、小说、诗词、其他史学著作。柏杨文物馆重建了柏杨入狱前的家、绿岛牢房、出狱后朋友提供的车库之家以及目前寓所花园新城的客厅、卧室、书房等六个空间，藉此还原其写作场景。6个场景中放置不同时期文物，大至沙发，小至纸笔、烟斗、药袋，并与台湾近60年来经济、文化、社会变迁结合。 出于真实的需要，他们搬走了柏杨家客厅里正在使用的沙发、茶几，书房的书柜等生活用品，DVD等这样细节化的文物也被收入文物馆。更有些机构提出要搬走柏杨家的床。张香华说床不能搬走，一是他现在正睡着，二来这是张能电动调整角度和高低的床，老人用着方便。
“酱缸文化”并未终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柏杨多次受到演讲邀请时说自己准备讲《丑陋的中国人》，但是在台湾屡遭拒绝。1984年，美国爱荷华大学请柏杨与张香华完成国际作家写作计划，9月24日，柏杨终于做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猛烈抨击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
早在1981年8月16日，柏杨在美国纽约华府孔子大厦做《中国人与酱缸》演讲时，就提出了“酱缸文化”的概念：“说到酱缸，也许年轻朋友不能了解。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由于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份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饯。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限制，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因而变成一种一却标的指向‘政治挂帅’。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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