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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过和没有去过武汉的人眼里，武汉和武汉人的口碑都是贬多赞少。曾经一度有人戏称“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也曾有人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欺生排外、恃勇抖狠，对人缺乏信任和宽容，防范心理重，耍小聪明，精于算计。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占了眼前的这点小便宜，最后却吃了大亏。武汉人的这种性格形成缘于历史上形成的码头文化，汉口是个大码头，汇聚八方人流，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骗子众多，要想立足必须百倍小心、高度防范。
武汉人外号“九头鸟”，贬义居多，欺生狡诈，导致外地人不敢也不愿同武汉人打交道，不愿到武汉来发展。不光外地人对武汉印象不佳，就是武汉人自身亦对武汉人评价不高。
谈到武汉的治安现状时,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胡发云告诉记者, “在我小时侯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可是现在的《楚天都市报》每天都有死几个人的报道，六毛钱死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又怎么吸引人才和投资呢？”
胡发云分析到，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昔日的教育强市、人才强市，今天更像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裁缝。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个大码头，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气，更重要的是，它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到庄严典雅的庙堂束缚，因此，武汉人在保有一种楚人灵气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楚人的蛮气。
“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上，武汉人鲜少有主人翁的意识。”这一点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可以解释。“大武汉”盛名远播的20世纪初叶，武汉的面积只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百万。现在的武汉市，是市管县后的区划膨胀。在武汉，小商小贩随处可见，进城民工街头揽活；擦鞋女工结伴成群，交通主道经常塞车；高楼大厦林立之间，棚户老屋大煞风景。
世俗文化尚且只是从生活环境层面将他人拒之“市”外，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量科技人才直接因武汉创业条件艰难和发展前景黯淡而“东南飞”。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和科技成果外流。教育、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死结尚未解开，致使这一重大优势并未给武汉带来应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弱则人才外流，没有优秀的脑力资源又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大武汉，何以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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