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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东部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其中心城市强大的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一边是中西部地区不仅缺乏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比对搭乘政策快车道的东西部地区，武汉想要恢复从前的地位尚且须拼死一搏，更何谈超越。
背不动的体制包袱
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武汉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只顾人员多、包袱重、装备落后、附加值低等因素，认识仍是制约武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也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批的武汉人回过头来回去邯钢取经。
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营运的武汉，营运成功的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反而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营运的真谛。
国企改革中的阵痛在武汉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老工业基地，“武船”、“武钢”“武锅”等武字当头的重工企业成为几十年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相当一部分老国企处境艰难。
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没有了，技改拨款、利税返还等政策早已也一去不复返，当政企分开，真正断奶被推向市场的时候，许多企业显得一筹莫展。
洗牌、淘汰也成为必然。
“九头鸟”与“码头文化”
如果说政策天平的倾斜是武汉乃至整个中部地区一蹶不振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人文因素则是影响武汉发展的潜在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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