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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浪潮到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时间顺序来看，城市化在经历了1950年代健康发展期和60—70年代的畸形发展期后，从80年代起进入快速发展期。在未来10年内，将有1.5—2亿农村人口转移进城，到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60％左右，根据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经验，城市化水平在40％—70％之间，是加速城市化时期，而我国目前城市化水平正处在30％这一加速点。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城市化第一波浪潮是出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49年到1959的10年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很快进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围绕着694个重点建设项目，采取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新建了6个城市，大规模扩建了20个城市，一般扩建了74个城市。在这一阶段，在城市拉力作用、宽松的用人制度和户籍政策驱动下，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城市经济建设当中。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到1957年为止，全国城市人口由建国时的5765万人增加到9949万人，增加了72.58%，农村人口则由48402万人增加至54704万人，仅增加13.02％，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大大高于农村人口，第一波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钢铁、煤炭、电力、棉花、粮食等产量都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兴起的一批工业城市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中心。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958—1978年，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由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为地设置了一系列脱离实际的生产目标，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出现农产品短缺，最后迫使城市大规模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城市化进入停滞期，而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得我国城市化进程再次出现倒退。这一阶段，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运动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发展策略也严重失误，国家制定的“控制大城市”发展策略，长期执行带有时代色彩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人口流动，把占总人口80%的农村人口束缚在土地上，其对城市化进程的不利影响绵延至今。 中国城市化的春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农村，农业生产责任制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生产的种种弊病，给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经济的繁荣也为城市化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同时，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从而大大加快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全国县改市和乡改镇的数目增多，也使城市人口猛增，新设城镇不仅使城镇土地规模扩大，而且原有居住其上的农村人口也同时改变了性质，变成了城市人口。此外，全国城市经济开发区不断增多，使城市人口和城市面积大幅度增加，此可谓城市化的第三波浪潮。 据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观察，从2000年以来，各地普遍启动并呈现出极大活力的，恰恰是大中型中心城市的规模扩张以及与此相应的城市建设加速和城市经济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建设和90年代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启迪下，在北京“申奥”、上海“申博”成功后，各地纷纷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大大强化了城市化的位置，可以说城市化进程的大大加速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2004）》指出，至2003年底，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低10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低30个百分点。虽然从1949年全国建市只有67个增长至目前的600多个，但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城市人口的比例仍然偏小。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这种局面，已经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综合实力提高与国家竞争力增强的“巨大瓶颈”。 因此，未来20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大力推进中国的城市化，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又是有效解除中国经济社会约束“瓶颈”，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快速、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有理由推断，中国城市化进程已进入第四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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