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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拆迁条例即将颁布之时，地方政府正迫不及待地与时间赛跑，其背后隐含的官民利益之争越发暴露出中国式拆迁悲剧的根源
岁末年庚，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关乎民众的变革。
“拆迁”两个字消失了，在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上，北大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发现，“草案有了实质性的变化”。新条例草案有可能在春节前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物权法专家起草组负责人江平等8位学者参加了座谈会，江平说：“必须看到，拆迁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现行的拆迁条例违反《宪法》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条款，也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必须废除。”
然而，这部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而诞生，却被广为诟病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足足实行了8年，也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巨大扭曲。
城市化围裹下的拆迁经济
这场变革的起始点，被舆论更多的定格在2009年11月13日。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47岁的唐福珍独自站在自家3层楼顶平台上，面对拆迁大军的咄咄气势，点燃了自己。唐福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捍卫着自己的一点点权利，但不久，唐福珍的行为被定性为暴力抗拒拆迁，数名家属也因此被抓。
在中国拆迁浪潮中，官与民的争斗历来演绎着各种荒诞的剧本，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唐福珍的行为被媒体无限放大，直至将要决定一项法规的变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沈岿教授认为，目前制度的不合理使得强制拆迁、暴力拆迁引发的冲突越来越大，在利益的诱惑下，已经形成复杂的拆迁利益链条。
这个无形的利益链条背后，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之于拆迁经济的最大化追求，这种巨大的利益，使得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地权之争愈演愈烈。1989年，财政部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城市土地出让收益的20%留给地方政府，用作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费用，其余80%按四六分成，中央政府占40%，地方政府占60%。
之后，在地方政府的争取下，中央政府做出巨大让步，将中央财政从土地使用权出让中分得的部分，对不同城市按85%～99%的比例返还给地方政府，返还期为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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