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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数字化优势 社会治理数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治理模式比较优势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具有传统条件的社会治理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第一，信息的动态化管理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现在我国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各种电子服务平台。管理部门依靠这些政府平台，可以随时更新服务对象的信息，极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民航、铁路等部门根据掌握的出行人员数据，快速上线新冠病毒确诊患者行程查询系统，第一时间向旅客发送通知预警。各级地方政府利用我国电讯运营商数据，进行人口流动大数据分析，对驻留、到访重点区域人群进行流动分析和大数据画像，为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供了决策支撑。第二，降低与服务对象接触的风险。在当前新冠病毒流行的情况下，政府社会管理部门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实现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无接触化服务，降低与服务对象接触的风险。新冠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各类互联网平台、移动互联网平台充分发挥其自主化配置社会资源的优势，与政府部门联手共治，以线上平台服务保障了居民开启“无聚集”“少接触”的新生活方式。第三，社会治理全方位数字化，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社会治理数字化体现在社会治理服务是全方位的数字化。公民可以无接触办理各类业务，管理部门可以实施线上监管，学校老师借助互联网开展教学。在日常生活实现数字化的同时，法院审案也在实施数字化改革。2017年8月18日，我国设立了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2018年9月，又先后增设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设立互联网法院是互联网司法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开辟了互联网时代司法发展的全新路径，标志着我国司法探索实践数字化的转变。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31日，杭州、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共受理互联网案件118764件，审结88401件，在线立案申请率为96.8%，全流程在线审结80819件，在线庭审平均用时45分钟，案件平均审理周期约38天，比传统审理模式分别节约时间约3/5和1/2，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8%。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这些技术应用和诉讼平台的完善，其实质就是智慧法院建设。我国这种数字化社会治理的推行，最终实现1+1>2的效果。第四，社会治理数字化倒逼政府改革。在传统社会治理中，与政府部门相比，公民处于弱势一方，难以参与相关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公民去政府有关部门办事，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经常发生的事，更有甚者还要忍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冷漠、粗暴、无礼，政府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时有发生，公民有时束手无策。在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这些状况有较大改变，原因是社会治理数字化倒逼政府改革，在社会治理数字化时代，公民本身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社会治理数字化的未来趋势 美国未来预测学家、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变化。通过分析社会治理数字化的现状，可以大致预测未来的社会治理数字化发展大趋势。这种趋势是：一是信息发布更简便、更全面。 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平台的建设更优化，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AI技术推广等，对未来发布各种信息带来了便利性和全面性，各级政府发布的信息更准确、更及时。二是图片化。新技术应用，使各种平台发布信息实现图文并存，受众更乐于接受信息。可视化工具在政务治理中得到普遍应用。三是社会治理决策科学化。未来的社会治理会面对更多的公共突发事件，对于公共突发事件如何科学决策、合理处置，政府可以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复杂预测分析，使社会治理方法从经验向科学决策发展。四是区域协调治理。随着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发展，各级政府都建立了各种信息发布平台，各地政府平台发布的数据信息可以共享，有利于区域社会治理的协调。社会治理的组织方式从分散治理向标准协同发展，地域性的分散、差异治理必然要向标准化的协同治理转变，为区域共治共管提供了条件。五是远程办公和远程指导处理公共突发事件会成为一种新模式。联合国举行视频通报会，欧盟委员会除“关键职能”以外的所有工作人员开始远程办公，通过视频的方式执行任务、举行会议等。日本政府除警察厅之外的13个府省厅，多半已要求一定比例的总部职员错峰上班或居家办公。一些跨国公司也在推广远程办公。花王集团、索尼公司、微软公司等都实现了部分业务远程办公。腾讯公司推出腾讯会议系统两个月，日活跃账户数就超过1000万。截至3月20日，金山办公面向企业、政府、医疗机构、大中小学等共计免费发放超过400万个“云办公”账号，支持社会各界复工复产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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