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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下的“社会治理实力现在化” 非常时期，非常手段。非常时期的社会治理能力也应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得比较突然，在这种紧急状态下，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肯定是不恰当的。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治理能力的即战力是当下最急需的。因此，危机之时，就必须要考虑“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社会治理实力现在化”的一键切换。 非常时期的“治理能力”与“治理实力”是有差异的。社会治理强调共建共治共享，是全社会共同的义务与责任。我们可以看到，疫情中的社会治理能力会出现四种情况，即“有心无力”者、“有力无心”者、“无心无力”者、“有心有力”者。而最终则会体现为一种“能力”与“实力”的昭然比对。 能力代表着具有办成一件事情的“储备能耐”，实力则代表着可以办成一件事的“执行力量”。有能力不一定有实力，有实力就一定有能力。大灾面前的应变能力，不仅仅体现着能力的积累，更检验着实力是否强劲。能力强调的是持久性，而实力则强调即战性。总体来说，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在疫情大考中的即战力还是可圈可点的。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能够很好地配合国家的防控各项要求，调整好个人的心态，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帮忙不添乱就是“个体实力”的一种展现。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诸多现象层面上的海量信息时，更需要以理性、科学、实是求是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疫情。 在笔者看来，非常时期“治理能力现代化”向“治理实力现在化”一键切换，是具有认知基础的。“治”偏柔性、自然性、自主性与自发性，而“理”则偏刚性、规则化、规律化、标准化。如果说“治”体现了一种像水一样流动的文化疏导与融通， “理”则体现了法律与制度保证下的控制与约束。“治”与“理”合在一起的“治理”，对社会就是刚柔相济、情法结合、自然与使然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的设计。 这种制度设计从“共生态”的角度，就可以天然地形成在“治”的维度强弱与“理”的维度强弱上的几种组合，而这种组合就会成为我们应对常规社会建设与非常时期的社会响应的深层肌理。 强治与强理，无疑是把握方向、把握原则、把握制度、行使法律、启动国家机器最有力的保障与要求，这体现为疫情时期 “全国一盘棋”的各项紧急措施的迅速启动与“火神山、雷神山”应急医院这样超高速建设项目的顺利完成。 强治与弱理，着重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基层参与机制保障与活力保障问题。强治意味着更加积极主动地顺应基层社会的民情、民心、民意、民愿；弱理，则是在相应的工作中适度弱化什么事都由政府来主导、组织、投入的“家长式”工作风格。在疫情战役中，社会舆论的引导，社会道德的教化，社区村镇自治力量的发挥，都属于这个范畴。 弱治与强理，着重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制度设计与法制保障问题。弱治不代表弱化与削弱，而是代表不随性、不随意，在尊重民生发展诉求的基础上，如何建设民主集中制度的沟通渠道。同时，由强理来保证其合理性、合规性的制度化与法制化。在疫情防控中，体现为加强法治保障。 弱治与弱理，着重按照市场规律、文化心理传统、生活习惯来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在疫情中，主要体现在实时信息的公开透明，在具体管控行动中的人性化与社区村镇的自治防疫管控放权。 横跨四个维度，还有一个科学量化的“智治”来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实现信息透明与对称。科学对抗疫情，理性对待疫情，为抗击这场瘟疫提供了强大的科技与人文支撑。 因此，对待突发疫情，常规性的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依然是基础保证。但是由于疫情的特殊性，常规能力需要在效率效益上提高响应当量。于是，将常规的“稳中求进”治理能力一键升级为应急情况下“来之能战”治理实力就显得十分重要与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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