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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有一批所谓经济强镇，它们都是常住人口五六十万的地区，经济发达程度堪比一些中等城市，却依然是一个镇级行政单位的配置。行政主导的体制下，各类资源的错配给这些强镇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 龙港即是如此。近年来，龙港先后进行过几轮扩权突围。2009年，龙港成为温州进行强镇扩权改革的试点之一。2011年，龙港入选浙江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进一步获得财权、事权等扩权。但这显然不够，因为这种不稳定的机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特大镇发展自主权不足的问题。直到2014年12月，龙港获批成为全国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中仅有的两个镇。 任何的改革，始终被相关的利益方捆绑住。龙港市会是什么级别的市？苍南没了龙港怎么办？民间热议的问题，也是利益纠葛的所在。 这个名噪一时的中国小镇，在改革的道路上磨磨蹭蹭十几年，已经错过了建设发展的黄金时期。过往几轮改革已经向世人证明，随着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由于其中牵涉县镇之间利益分配、法律法规等多方面因素，放权遇到的制度障碍日趋增多。“龙港的经验表明，通过放权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特大镇发展自主权不足的问题，亟须通过制度将放权固化下来。”国家发改委课题组此前指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指出，从原来的行政框架中相对独立出来，原先的上级政府必然会损失大量的财政收入，支持的动力不大。这也是全国各地“镇改市”的最大阻力之一，“所以必须顶层设计，由中央来推动。”竹立家说。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撤镇设市第一个面临的就是利益问题。镇在中国城镇行政等级的最底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大镇政府要求提升行政级别，最主要的诉求就是权力过小。涉及财政、公共服务全都如此，就是“小马拉大车”的问题。 “镇改市的关键就是怎么来破解这些利益关系。比如苍南40%的财政来自于龙港，突然一下断了40%的粮，对于全县未来的发展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温州市更多从地方发展的平衡和稳定角度来考虑，也难以破解这个难题。那么现在为什么破除了呢？中央的政策和地方政府有没有决心是第一位的。中央解决问题态度坚决，浙江省委省政府在政策贯彻落实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温州市委市政府、苍南县政府利用各方面的机遇和条件破解了存在的复杂利益关系，使龙港在中国率先实现了撤镇改市的突破。”李铁表示。 从目前来看，在梳理县镇利益关系方面，龙港的撤镇设市为其他特大镇做了一个成功的“样本”。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包括龙港在内，中国镇区人口规模超过20万人的镇有25个。这些在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中依靠不彻底的放权形成的特大镇，往往都是经济活力较强的镇区，而设市改革将赋予这些新兴中小城市更多的行政资源和发展空间，有望使它们进一步释放活力。 复制者：“撤镇设市”会否迎来一波新浪潮 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提出将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同时，需稳步增设一批中小城市，落实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设市”。 梳理由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8年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绿皮书》发现，江苏、广东、浙江、福建四省强势占据了2018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镇榜单中的88席。本次“撤镇设市”的龙港在该榜单中仅位列第17。全国知名的江苏昆山玉山镇、花桥镇，江苏张家港杨舍镇、金港镇，广东东莞长安镇、虎门镇、厚街镇，以及浙江温州下辖的柳市镇、塘下镇的排名均高于龙港。 龙港经验在其他地方能否复制？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此前表示，龙港的有益经验和先进做法，可为其他特大镇设市提供参考与借鉴。下一步，一是加大扩权强镇的力度，以下放事权、扩大财权、改革人事权及强化用地指标保障为重点，赋予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二是继续探索特大镇的新型设市模式，逐步推动有条件的特大镇成长为中小城市。三是积极探索城市的新型管理模式，方向应该是“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同时，要全面提升特大镇品质。 特大镇、超级镇改市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抬高行政管理的成本。比如，龙港实行管理“扁平化”，不再设置乡镇、街道，而是将按照“市管村居、分片服务”管理体制，合理划分9个片区，各片区设立的非独立法人、无固定编制的“一委一中心”成为基层治理平台。此外，要避免行政成本的明显增长，新设市的人口总量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管辖人口，特大镇改市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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