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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收入先给医生“松绑” 提高医生收入是否意味着医疗费用上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在薪酬改革实践中，并未增加患者的医疗自付支出。数据显示，2015年，成都市新都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平均工资较2012年增加13%；而该院的“药占比”较2012年下降6.87%；抗菌药物采购价格平均下降56%，共实现药品让利1527万元；门诊、住院患者次均费用分别为131.17元、5557.89元，均低于成都市区级公立医院平均水平。 一些地方将医疗费用调整纳入医保报销范围，避免增加患者负担。针对儿科医生收入低的情况，广东于2017年上半年全面提高6岁以下儿童相关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幅度不超过30%。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黄飞表示，加价的项目包括公立医院为6岁及以下儿童提供的临床诊断、一般治疗操作和临床手术治疗等基本医疗服务项目。调整后的医疗费用按规定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业内专家建议，建立符合行业特色的薪酬体系首先要给医务人员“松绑”，学医投入高、时间长、回报低、工作强度大，目前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原因是基层医院财政投入不足，公立医院逐利化现象严重，医务人员生存压力较大，公立医院公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这次文件还明确要求，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这也明确释放出给医务人员“松绑”的信号，但关键是如何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价值，合理核定薪酬水平，让医务人员在不逐利的情况下，个人收入水平不降低，甚至有所提高，才是改革成败的善意之举，关键所在。 “改革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总体提升薪酬水平，规范岗级薪酬差距，已经是当务之急。有一些人担忧医疗行业提高薪酬，可能导致其他公共事业单位的平衡问题。“我认为，建立与医疗行业特征相符合的薪酬制度，必然是经过科学严密论证后的决策，一些担忧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影响公立医院改革进程。”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卫生财政与绩效研究室主任应亚珍对《小康》记者表示，能不能通过制度创新，让医生得到体面的阳光收入，走出被诟病的“灰色收入”阴影，回归“看病救人”的职业本性，考验着医改政策的执行力。 如何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正是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一个难题。 应亚珍表示：“医改进程中，如果医生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不能被有效调动，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改革成效自然会受影响。建立新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规范激励机制，是调动他们积极参与改革的核心措施。” 应亚珍分析称，“人”是一切制度的核心，是讨论问题的基本前提。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医疗卫生行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也才具备加强行业监管、医生服务行为监管、建立医生职业评鉴制度的基础条件。 “科学设计基础工资与奖金的比例关系，保障医务人员基本收入待遇，处理好保障与激励的关系。同时，在建立绩效考核与收入分配机制时，必须以公益性、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为目标导向，实施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应亚珍说，“必须充分考虑医疗服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既要调动服务积极性，实施有效激励，保证薪酬总额达到一定水平，也要做到总额‘封顶’，设定‘天花板’，把利益关在‘笼子里’，实现利益‘硬约束’，坚决避免服务收入越高，人员收入水平就能无限制提高的做法。” 随着薪酬制度改革制度的建立，破除“以药补医”进入实质攻坚阶段。过去药企和医院、医生之间建立起来的利益输送关系或面临瓦解，药企将无法再避过严格的监管而与医生达成“灰色交易”，带金销售等传统药品营销模式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 这意味着，药企与医生正在重塑全新的关系。业内人士预测，未来药企与医生的沟通将越来越回归学术本质，在提升医生专业技能方面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康》2017年0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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