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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养老压力在“医养结合” 《小康》：老龄化社会里面有一种群体特别值得关注，就是失能老人。这个群体也是非常之大。作为我国养老制度领域的专家，您也经常参与国务院部委的专业咨询工作，对于我国将在养老政策调整、制度建设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杜鹏：你提的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正如刚才所说，过去的这两年我觉得中国在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上有非常大的一个发展变化，除了实现社保全覆盖，那么另一个方面的巨大进步就是医疗保险。 过去这两年可以看到在医疗报销上，医保可以分担了。包括去医院看病有医保卡，病人也不用垫付那么大量的押金，那么在支付医疗费的时候，一些大病医疗保险，大大减轻了老年人和其家属的负担。 当然还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看病不方便，床位不方便，包括个人负担比例大。那么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这两方面突出的发展，才显出在养老保障方面的不足，就是相对来说滞后的地方。这里面就牵扯到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对接问题。 《小康》：您能否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问题？ 杜鹏：如果一个人退休之后有三千块钱，虽然这个水平不是很高，但是在健康的情况下，这个钱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医保改革之前，弄不好就会出现因病致贫。因为大的社会保障里含着医保，在这两方面有了进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三千块钱，你可能正常情况下不是特别担心我日常的生活和我有一些一般的疾病报销的问题，那么有了这两个进步，才能凸显出你说的第三个失能的问题，反倒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现在两个方面稳定了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个老人现在患了痴呆，他生活费也没有因此增高多少或者医疗费用。在北京现在请一个护理，一般的平均要三千多块钱。 《小康》：因此在考虑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同时，还要考虑老有所医、老有所护的问题？ 杜鹏：所以1993年的时候，我建议国家统计局改变统计的指标，第一个就是加了一个主要经济来源，第二个就是加了一个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评估。1994年第一次全国调查使用这两个问题。就是说老年能够自理还是不能自理，就是这样两分的，什么叫做不能自理呢，就是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四项，如果有其中一项不能自己做，就把他定义为失能。失能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四项有一项他不能干，家里面就离不开人，就得有人照顾他，所以就要提供这种长期的照顾。当时这个群体占60岁以上人口的7.6%。 到了2004年，十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又搞了一次调查，这个比例变成8.3%左右，可以看出这个群体的人数是在上升的。当时那次的人口普查，我建议细分一下，一种是很健康，第二种就是不健康，但是生活能自理。第三个就是不健康也不能自理。实际上是，83%的人回答自己都是健康的或者基本健康。所以说年老不等于不健康，对绝大多数的老人来说他也是健康状况还是比较好的。剩下17%里面生活不能自理占3%，不健康的但是生活能自理占14%，是这样一个结构。如果按照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演变趋势，可以算出来在2050年我国将有4.87亿的60岁以上老年人，所以说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会达到五千万到六千万人。 要打破“倒三角形”的困境 《小康》：社会和医疗保障制度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在宏观上解决以上群体的问题呢？因为今天的年轻人到2050年，就会是那4.87亿中生活需要护理的老人。 杜鹏：这就涉及到国家提出来的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所谓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就是通过社区服务来支撑居家养老，当然主要是生活不能自理即失能的那部分群体才给他提供这样的养老机构。 制度性的建设，我一直主张加快发展与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就是我们男性的老年人平均到最后临终之前会有一年到一年半是不能自理的，就是失能的。女性大概有两年半。如果是患有老年痴呆病的话可能会有八年、十年。既然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谁来照料，这就需要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 这就要未雨绸缪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失能风险、需要专业护理照料需求进行准备。长期护理保险，最早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由以色列开始实施，接下来是德国。就拿日本来说，从2000年开始，40岁以上到64岁的人都要交一个长期护理保险，是强制性的，跟现在的社保体系一样强制性的。然后到了65岁以上，这个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有一个需求评估的机构，比如说一个月应该给他提供多少服务，给他指派专业人员去提供服务，或者把他放到养老机构里面。韩国是从2008年开始的，规定从参加工作开始，哪怕是18岁开始工作，就要交这个钱。这里面的关键还在于，日韩对于此类保险的使用，更多的是折合成服务给需要的人，这是一个核心。 我们国家应该加快探索、建立这样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和服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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