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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应该视当地情况而定，但是中国是目前的诸侯经济体制，导致各个地方的产业结构高度雷同，尽管有产业转移的格局，但欠发达地区总会想，我不能老在发达地区后面，我们要弯道超车，表现在产业上就是倾斜于新行业投资。而发达地区则会想，我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最有条件发展新行业，所以也大力发展新行业。最后容易形成过剩格局。
匡贤明认为，把新行业发展交给市场，地方政府少些父爱主义，即可解新兴产业泛滥之困。“未来最大的经济陷阱，我觉得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突破。这也是中央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兴产业的问题，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而已。”匡贤明说。
战略性产业的陷阱
此前，战略性产业，如石油、钢铁等，一直是政府、企业投资主体稳赚不赔的项目，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隐形领袖，在这些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的领域，中国向来是得天独厚，在亚非拉进行了数额巨大的石油、钢铁、铁路等领域的投资，但是，随着一些区域政治的动荡，中国在战略性产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危机。
最典型的是本次苏丹分治。本月，苏丹通过公投，总统承认南方独立，而南方马上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对中国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中国在建设苏丹石油产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96年，中石油收购了苏丹利润最大的石油开采权40%的权益。中国还帮助建设了一家炼油厂，数个出口码头和将苏丹石油北输至位于该国东北海岸的苏丹港的输油管道。中国企业现在控制着苏丹石油业约40%的权益。苏丹开采的约60%的石油售给中国客户，这让该国成为中国六大石油供应国之一。
目前，苏丹分离已成定局，中国在苏丹的商业利益也被分割：苏丹约80%的石油位于南部，但用来将石油运往海外的港口却位于北部，石油输送由一条连接南北的输油管道完成。作为苏丹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南北苏丹的分歧。中国计划修建一条输油管道，这条管道将从苏丹南部的油田通向肯尼亚海岸，苏丹南部正在促成该计划。但这很可能会招致苏丹北部的不满，他们担心石油财富被切断。
其实，不光是苏丹，中国在其他亚非拉区域的战略性行业投资，都遇到类似挑战。中国帮助缅甸在北部建立了水电站，但是，这个水电站，由于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中国为此深感不安，而中国在缅甸修建的输油管道，则将穿过几个少数民族控制的地区，2010年，有几个炸弹在管道附近爆炸，造成中国工人的伤亡。为此，中国不得不促成缅甸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谈判，而为此，中国在投资之外，不得不追加一些资源和经济成本。就投资而言，等于利润变相受到削弱。
中国作为一个战略资源大国，苏丹问题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在亚非拉的广泛投资，都将因为当地政治局势的变化而变得充满风险。中国一向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投资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却非中国本土投资者所能控制，中国也历来不愿意参与。这些，都对一些战略性行业的投资，造成了风险。
逆向城市化的陷阱
对于中国未来高速经济增长，人们寄予厚望的一个领域，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的继续，很多人将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尤其对于地产行业来说，城市化的加速，是房地产行业投资兴盛的重要机遇。而对于似泛华这种致力于城市规划建设的企业来说，大规模的城市化，亦是其崛起的巨大推力。
但是，城市化在中国，到底是过剩还是不足，现在已经逐步开始出现争议。有观点认为，未来的青年人口不足，将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停滞，乃至出现逆转。
从历史角度看，城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居功至伟。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尤素福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镇化的进程。
截至2009年底，中国城镇人口6.22亿，城镇化水平46.6%。中国城镇化率逐步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趋势将保持15～20年的时间，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并超过50%，开始进入城市社会。
目前，中国的农业人口仍然超过7亿、比重占53.4%，从表面看，城镇化的潜力非常巨大。但是，如果以工作和居住地来统计，而不按户籍统计的话，则中国的7亿农民中，有2.3亿在城市务工，实际上，中国只剩下4亿多真正留在土地上的农民。
而按照这种计算，如果设想这些在城市的农民工总量保持不变的话，则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绝不是46.6%。而是已经超过了60%。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足5000万。近年来，中国各个城市出现 “民工荒”，即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例证，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20多年之后，青年人口普遍减少，留在农村的，主要是老人，农村人口虽多，但是有效劳动力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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