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学会理事阎付克说：“对于劳动者来说，仲裁过程免费就意味着官司不打白不打，有些人自己跑去送申诉，有些人找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帮忙，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外地打工者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些种种原因间接导致了劳动争议仲裁案件的激增。” 事实也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劳动争议案件浮出水面，给劳动仲裁机构带来了空前的压力。 法院也感觉到了力不从心。相关数据表明，以前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在民事案件中是最少的，而现在却排到了第一。原来法院处理劳动案件的民事审判庭就只有一个人审理，现在一庭、二庭、三庭都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法院在经过劳动仲裁机构“消化”之后仍然负担累累，不得不让人质疑劳动仲裁机构的效率。法律规定劳动仲裁要在45天内结案，但这并不能被落实，45天以后，申诉方就会拿着劳动仲裁机构的受理通知书，跳过仲裁过程，直接到法院申诉。据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统计，自2008年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以来至当年12月20日，该院仅受理20件因仲裁委员会未在法定期限内裁决而起诉的案件，然而2009年全年共受理的此类案件多达144件。阎付克无奈地说：“现在案件太多了！仲裁员拼命地加班工作，北京一中院一个法官半天就要安排四个案件，二中院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难免会影响到办案的质量。” “兼职”仲裁员，判罚难服众 富士康员工何春的劳资纠纷案，因富士康频频发生跳楼事件而尤其引人注目，案件在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处理结果是富士康大获全胜，而法院推翻了仲裁裁决的决定，支持富士康赔偿何春。律师分析认为：“劳方在仲裁庭里权益得不到主张的情况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仲裁机构对地方企业的保护。” 7月16日发生的本田员工罢工事件，也被很多公众认定为合理行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喜亮解释道：“此次罢工事件既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严重的事件，更不能理解为闹事。在市场经济社会，职工有权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出合理诉求，原来我国的宪法中赋予了劳动者罢工的权利，改革开放进入一定阶段之后，就把罢工权取消了。当然，取消也不等于禁止，因为国家的法律并没有禁止罢工的规定。” 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结案效率以及是否公平的问题一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某著名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在上班时间，将客户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和单位等，都提供给一家酒吧，以便他们邀请这些客户来参加活动，但这却给客户造成了很多麻烦和不便。于是客户向公司投诉他们的信息被透露，公司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以及内部的章程，将这名高级经理开除。虽然这名经理的行为明显地背离了相关规定，但他还是坚持申请劳动仲裁。然而，就连处理过很多案件的阎付克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简单的案子竟然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公司让步和解。究其原因，阎付克最后一边摇头一边解释道：“有些涉及到关系的问题很难说清楚。” 亚太地区仲裁组织主席杨良宜教授说：“仲裁员的职业操守对于仲裁员本人与整个仲裁行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大部分仲裁员都并非专业人员，“仲裁员是兼职的，不是专职的”，一度成为仲裁界流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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