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为敏感的是生育状况，特别是一些超生人群，因为担心缴纳社会抚养费，在入户登记时，要求普查员只登记一个孩子。“明明看到俩孩子，非让登记一个。”陈晨很无奈，她说有时候自己也不理解居民出于什么心态瞒报：“有的孩子虽然是超生，但不牵扯在中国落户，比如出生在美国，家长也要求只填报一个。” 除了超生人口外，现实中“一人多户、有户无人”等情况也很突出。一些人在农村有户口，在城市也有户口，甚至多个城市都有不同名字的户口；还有一些城市居民也存在多个地方都有户口的情况；更有甚者已经获得他国国籍或港澳台地区身份，仍然保留着原来的中国户口。还有一些人，为了领取未销死亡退休金等利益，也有意隐瞒死亡人口情况。 难填的表 与陈晨所在的高档商品房社区不同，普查员王辉所在的回迁房社区人员结构相对单纯，入户也相对容易，“大家都是半熟脸，居民也多是本地人，有很多原来就是一个胡同的邻居，所以入户基本没有问题。”王辉的困难在于统计、填写、核对各种进度报表。 “因为是回迁社区，在户口登记上存在信息滞后的现象，尤其是废弃地址比较多，已经搬到了新楼，户口本上登记的还是原来胡同的地址，这些都需要一一登记核对。”王辉告诉记者。 王辉需要填写的报表多达10种，每天对总户数、总人数、男女比例、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人户一致数、人户分离数等等各项数据的统计让年近60的王辉有点吃不消。 在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北京语言大学社区，记者见到了被称为“普查专业户”的甄革新老人。年逾六旬的甄革新第三次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从1990年到2010年，从“四普”到“六普”，20年间他所负责的语言大学普查区面积没变，居住人数却在成倍增长，居住小区从“四普”时的11个，变成了现在的23个。 人在变，居住环境也在变，为了后期入户调查、统计、填写报表的方便，甄革新从6月就开始忙活，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核对区域内的每个建筑物，制成了建筑物平面图。因为之前相关单位提供的航拍图还是2004年的，普查区的许多建筑都发生了变化，甄革新就要亲自一一核对。在他绘制的建筑物平面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建筑物编号，其中普通建筑物有367处，临时建筑物43处，甚至连公共厕所都有编号。除了制作平面图，甄革新还要跑到房管科、基建处核对相关建筑的类型、结构等详细信息，制成了20页的建筑物信息一览表。“获得真实的人口普查数据，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甄革新说道。 “也许老百姓觉得人口普查离自己很远，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这关系着他们切身的利益。” 北京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顾兖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就像人口普查工作进行时的各种之“难”，映射了诸如“超计划生育”、“人口流动”、“人户分离”等种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真实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同样可影响民生现实——比如，医院、学校、幼儿园、公交车站、地铁站的分布；高速公路建设、市政等公共设施建设；摸清社会保障的底数，决定公共财政的投入比例。另外，人户分离数和流动人口数，可成为政府调整户籍政策的决策参考；总和生育率和老龄化程度，将决定中国现行人口政策的未来走向。人口普查数据对公共治理至关重要。 只是，用何种方式让民众在对个人权利和利益愈加注重的今天，切实感受到这种“至关重要”，或许是下一次人口普查前，值得探讨的事情。 第六次人口普查 自1949年建国，中国相继于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进行过五次人口普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于2010年11月1日零时开始，11月10日入户调查结束。从2010年12月起，进入数据的汇总和资料的开发利用阶段。到2011年4月底，主要数据将向社会公布。 与以往不同，借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一直都把境外人员作为普查对象，此次人口普查首次将在中国境内长期居住的境外人员包括港澳台人士也作为普查对象，便于及时了解情况，为其提供相应服务并进行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