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小飞来自山西，三年前跟着老乡来北京打工，在一家纸箱厂工作。他希望自己能像城里人一样，有稳定的工作，也有休闲的时间，能够享受城市生活。“后来我发现这想法太天真了。在这里看场电影都是我一天的工钱了，怎么去享受呀？另外，我发现城里人对农民工带有偏见。有几次我坐公交车，一遇到那种扛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上车，车上的那些人就不自觉的会躲开，而且表情是那种很排斥的感觉。”何小飞说，每次发现这样的情况他都觉得很气愤。 调查显示，70.1%的参访者对农民工群体表现不关心、不热心；47.8%的参访者承认，提到农民工他们会联想到一些负面现象，认为这是一个贬义词。经常有人将农民工和城市治安差等联想在一起，究其原因，有35.3%的参访者认为是因为农民工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有逆反心理；有23.4%的参访者认为精神生活少，形成不健康心理；有20.9%认为是本身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 但采访中一些市民并不认为那是偏见，在日常生活的接触中，农民工群体的确让他们感到格格不入。北京人王鹏举例认为，农民工虽然进了城，却仍然摆脱不掉农村观念和行为习惯。在他所在的小区也有一些农民工租住，在过道随意地堆放垃圾废品、在小区里随意晾晒衣服、不注意公共卫生环境等都让王鹏和其他邻居们感到极度反感。“听说在一些安置小区这种现象更普遍，还有公然养家禽和在绿化带种菜的，如果他们想做城里人，就要去遵守城市生活的规矩，不然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王鹏说。 融不进城市生活是新生代农民工们的共同困惑。相比于父辈们，他们对城市更有亲近感，可是却更容易对身份产生焦虑，虽然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做城里人，也希望别人当他们为城里人。但是面对城市人的那份疏离，他们始终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 防止农民进城变“贫民” “城里人哪是那么好当的？”张凤云感慨地说，每当看到新闻说要把农民变市民时，她就摇摇头，十年的打工经历让她清楚地知道在城市生存下去是多么不容易。如今的张凤云支着一个烧饼摊做小生意，老公在一间学校的食堂干活，生活算安稳了下来。但她仍然在想，如果十年前家里没被征收土地，那自己家在村里的生活应该会轻松很多。 张凤云是河南人，十年前所在的村子划进了经济技术开发区，该村大部分土地被先后征用，其中也包括她家的地。张凤云一家原本靠着地里种桃子的收入保障生活，当时村里很多人都说去城里打工赚钱多。这让张凤云也动了心，在这次土地征收中，她一共拿到了补偿款3.5万元。然后，她和老公就像村里大部分人的选择一样，开始了进城务工的生活，一开始工作基本上全靠老乡介绍。因为找工作不容易，生活一直很艰难。几乎什么脏的、累的、苦的活儿都做过。“我觉得进城来首要的就是有工作，有稳定收入，这样才能活下去。”张凤云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地域不断地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分离出土地，炒的最热的莫过于重庆的土地换户籍计划，另一个则发生在山东诸城，这里取消了行政村编制，1249个村合并为208个农村社区。像诸如此类的“撤村转居”、“土地换户口”、“新民居”等各种形式的城镇化行动在全国农村蔓延。 有数据显示，像张凤云这种失去耕地的农民多达4000万，这些人在土地被征用后，一般就地转化为城镇户口，却并没有真正融入城镇生活。很多人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困境。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使城镇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而失去土地让他们无法再回到农村，从而陷入了更为贫困的境地，有人将这看成是新的二元矛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表示，我国的城镇化绝不能走上这条让失地农民变贫民的道路。农民工市民化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就业问题，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存需求。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在探索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之初，就充分考虑到了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问题，武进的决策者把就业摆在了完善保障的首位。武进区劳动就业管理处主任张正浩告诉《小康》记者，在武进人力资源市场，农民和城镇居民享受的是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就业服务、就业失业登记、就业援助、创业扶持、职业培训、失业保险和就业信息，完全实行一站式服务。据了解，整个武进34.8万脱离传统农业、走出家门转移就业的农民中，本地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和被征地农民就业率达90%以上。从而保证了撤村转居后，对变为“城里人”的村民未来生活保障的连续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