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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海直言，土地财政被政府过度过早地消耗。从1987年开始，各届政府都以低价从原住民手中征地，然后高价拍卖获取建设资金。每一届政府都去捡相对比较容易的事情来做，就如土地财政，卖地，房地产，GDP上去了，这是被历届政府公认为代价最小、相对收益最大的最聪明之举。
早期以1000-2000元一平米拍卖价格计算，每平方公里政府收入10-20亿元。1991年至1994年为建设盐田港，深圳市国土局两次将6个村村民世代耕种的良田征光，村民只剩山边未开垦的贫脊山地。2004年深圳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更是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直接划归国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可用的资源都拿来用了。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放纵，这是消耗资源最猛烈的一种。”王富海说，就如光明新区被工业占掉之后，最新的一块空地就是前海。30年过去了，成就已实现，矛盾也逐渐凸显。王富海曾在深圳市人大会议上建议“我们要适度地降低经济增长率。在方向性、结构性的调整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政绩的损害。”
“我觉得这个城市过去冲的太猛，可以说很有冲劲，但深圳是一个并不是很睿智的城市。从长远发展来看，深圳不够冷静。”王富海直言不讳。
转型之痛
深圳富士康今年来发生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被认为是深圳产业发展与现实困境冲突的典型代表。
6月9日，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深圳不再适合搞制造业。富士康三年前就提出，深圳是新产品、新技术、新能源的‘三个中心’。” 深圳富士康早在2006年就计划搬迁内地，但这项开始于4年前的计划在最近半年可以说是“超速”在运作。
今年两会期间，深圳市政府就表示，深圳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人口四个难以为继”的背景，市政府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深圳已经容不下富士康继续粗放式扩张，转而更希望发展总部经济。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深圳对富士康模式已越来越不欢迎。深圳市市长许勤曾表态：“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许勤希望深圳的经济环境通过“引进来”、“走出去”，也就是响应广东腾笼换鸟、产业双转移的经济策略。
“把笼腾出来，就可以进来好鸟吗？”北京大学深研院社会学教授于长江认为，产业转移未必能按着规划好的路线走，新进来的也未必都是好企业，好企业又能留住吗？不断传说着某某公司要迁离的消息令深圳感到彷徨，虽然传言大部分被否认或证伪，但“逃离深圳”的情绪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蔓延。先是深圳平安转向上海建造平安金融大厦，接着又传出深圳本土发展起来的两大高科企业中兴和华为拟把总部迁往上海，无论中兴和华为要“弃”深而去的消息是真是假，都足以震撼直插云宵的赛格广场。
2010年8月23日，国务院通过修订后的《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深圳市首次被赋予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城市的性质，并被要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按照产业规划，深圳市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是未来5年实现6500亿元的产值，其中生物医药年销售收入要达到2000亿元，成为世界知名、国内领先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互联网产业年销售收入要达到2000亿元，成为我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发展互联网产业的领先地区；新能源产业年总产值达到2500亿元，成为国家新能源的重要基地。
“深圳特区的前30年取得了的辉煌成就，这离不开当时中央的坚决支持，深圳今后的30年，要发展，仅靠深圳显然不行，更需要中央给予大力的支持，高度的关注，指方向，甚至撑腰，否则，我觉得总书记对深圳的期望，可能会做不到。”王富海说，深圳已经站在下一个路口，不能回头。
在前30年中，来深圳的人们情愿用时间换金钱，用生命换效率。30年后，那些来些掘金的人们却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和期盼，变得有些麻木和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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