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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的小公司做前台、文员等，关内大都不包吃住，工资都在1000-2000之间。孙晓下面的职员，文员岗位的女孩每个月不到2000元工资，一年下来几乎没积蓄，每天还累的要命，在关内是没办法租得起房子的，只能住在关外，每天一大早就挤公交车入关上班，下午五六点之后又得挤回去，在公交车上就得花两个多小时。对于他们来说，在深买房只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除了极少数精英凭借自身特殊的条件或者艰苦卓绝的努力成功地在深圳站稳脚跟之外，大部分农民工都成为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自身无法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残酷的户籍制度也打碎了代际流动的希望。“这个人群没有归属感。30年了，深圳的转型要把这一点当作很重要的考虑因素。必须绝对降低这一类人的数量。”深圳市人大常委、深圳市委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王富海说。
经过多年打拼如孙晓一样留下来的深圳人，会把它作为这个城市增加他们幸福感的一个目标。来深圳工作、创业、闯荡的年轻人，虽然在经济地位还处于萌芽状态，但他们却是深圳的主流人群，30年来深圳的这批主流没有变过。但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00年时深圳还可以称是全国白领收入最高的城市，但现在深圳白领的平均工资水平已经不能与北京、上海相比了。与此同时，深圳房价一直高企，高房价的人才挤出效应已经出现。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说的就是，把人的幸福和人的生活和这个城市挂钩。深圳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王富海说。
曾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知名的传媒人呙中校则认为，假若地方基础设施不健全，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纵使深圳GDP再高，生活在此的居民也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快乐。在前30年中，来深圳的人们情愿用时间换金钱，用生命换效率。30年后，那些来些掘金的人们却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和期盼，变得有些麻木和迷惑。
深圳人激情的失去，使人们再次开始对这座城市发出追问，这里需要新的城市精神。
发展之惑
深圳的30年，前20年时间是在快跑，“进入两千年之后，嚷嚷着转型。我也一直在跟踪着转型的说法，实际上，我们舍不得放弃我们的速度，不愿意稍微喘气休息一下。”王富海认为，深圳转型的力度远远不如继续快跑，继续GDP挂帅，继续维持多少个第一的地位来得更强。
深圳仍在继续“加速”前进。在“30岁”生日前后，深圳先是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将特区的面积扩大到关外。随即筹划已久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启动获得国务院批准。
公开的规划显示，这一国家级的深港合作平台，将以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讯及媒体服务、商业服务六大领域为主，计划到2020年，当地生产总值（GDP）达到1500亿元，即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就约为100亿元。
深圳由“快”转“大”，似乎是实现当下城市转型的快捷之道。但王富海对此却充满了忧虑，在他看来，深圳历届政府采取的都是同一个思路，都在选择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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