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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至今，十年间他收集了10万张老照片，其中有精华1万张。“买照片花了很多钱”，秦风坐在咖啡厅，对着《小康》记者掰着手指头算了笔账，前后大约有300万元人民币。台湾的中产阶级男人，大部分在30岁的时候买第一幢房子，50岁时换一套小别墅，这在台湾是男人的人生任务。这些，秦风都放弃了，钱全部拿来买照片了。“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更有意义一些。”这个高大的台湾男人穿着对襟的黑色中式褂子，憨憨地笑着说。
怪不得，他在北京的好朋友，《城记》作者王军说，“他是上一代中国人”。
结缘老照片
秦风是如何走上老照片收藏这条吃苦费力的道路？这要从1985年的埃及之旅讲起。
当年，秦风到埃及旅行，专门跑到金字塔旁的米纳饭店参观。1943年11月，罗斯福、蒋介石、丘吉尔等人参加的“美、中、英三国领袖会议”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决定将东三省、台湾、澎湖等地于战后归还中国。
作为台湾人，秦风对开罗会议原址米纳饭店充满好奇。于是，他主动拜访了饭店经理。饭店方很热忱，并根据当年一幅著名的照片场景，确认了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当年坐的位置。他们甚至告诉秦风，当年那一批旧椅子还在仓库，当年会议的服务人员有两位还健在。
四个月后，秦风回到台湾，暂时栖身旅游业。他向老板建议可以把米纳饭店列入赴埃及观光团的旅游项目，而且以参访开罗会议原址为号召大做宣传。于是，1985年11月，秦风以“纪念《开罗宣言》四十二周年”为名，把一个由十八个人组成的台湾旅游团带到了开罗米纳饭店。
“那天早上，我们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为加强宣传，我事先跟台北一家通讯社负责人讲好，到时候我自己付费从开罗发图文稿给他们，再转发台湾各媒体。于是纪念仪式一结束，我就赶到美联社驻开罗分站发稿，付了一百美元的费用，由他们洗照片，再发给台北的通讯社，由后者转给台湾各媒体。而如此费劲奔波的动力，正来自对当年那些历史照片的感动。我们回到台湾后，还带回大批材料在媒体上做宣传，相当轰动，后来很多台湾团到埃及旅游时就指定要住米纳饭店，而且他们很喜欢坐在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的座位上留影。”秦风说起当年事，不无得意。
另外一个故事，则是秦风真正开始收藏老照片的契机和起点。1995年是台湾《中国时报》成立45周年，有一些纪念和庆祝活动。此时，秦风已经在该报工作多年。当年，也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日本出了大量的纪念出版物，“我看到日本人编的一本《日本战后五十年》的画册后很有感触，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到。”
秦风马上提出编一本《台湾战后五十年》的画册，并带领了一个10人的编辑组开始收集图片。“当时，我们给这本书做的预算是80万元人民币，其中买图片的费用占了很大比例。就那时的情形来说，还没有人敢这么做。我们找图片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台湾‘中央通讯社’，一个是民间收藏家。‘中央通讯社’的照片是我去挑的，那里的图片非常丰富，只是过去没有得到充分运用。经过一段不眠不休的赶工之后，画册终于在10月20号赶了出来。编辑完成之后，我们这个小组的摄影同仁按照以前图册的概念判断，大概能卖2000本。不料，这个书卖了20000本，不仅成了所有台湾新闻媒体必备的经典作品，而且大赚了一把，报社的利润超过了200万人民币。”
从1995年起，秦风开始有意识地收藏和使用老照片。有时为了把原版照片拿到手，秦风只好去借钱，甚至抵押房子贷款，以收购更多的好照片。
1996年到1997年，秦风开始在东京书店街收购与中国内地相关的东西。由于距日本侵华时间长达半世纪，这些照片和史料的数量十分庞大。但受到台湾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台湾出版商对它们兴趣不大。而当时中国内地的老照片市场尚未开发，一般人出国限制又多，不会有人特别跑来东京买老照片，所以与内地相关的老照片就相对价廉。
秦风说，“这种情况使得我像一个购物狂的女人走进一家低价超市一般，瞬间情绪失控，疯狂采购。今天回头看，有些东西并不值得买，不过也有不少东西被我占了便宜，因为它们后来变得很昂贵，甚至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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