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虽然比卢作孚年长15岁，但与卢作孚一见如故，对卢作孚的自强精神深为敬佩，称许他是“自学成功的人”。此后，两人结为莫逆之交，直至终身。黄炎培对于职业教育的热心，无疑对卢作孚产生了深刻影响。黄炎培出于对卢作孚德才的赏识，同时也想帮助他摆脱困境，便力荐卢作孚到商务印书馆去做一名编辑，但被卢作孚婉拒，他急于实现适才形成的“教育救国”信念。
经过一段艰苦的实践“教育救国”信念后，卢作孚感到依附于他人办教育，终为无本之木；而自己动手来办实业，则可以有一个坚实的立足基础。以实业为依托，开展人才培训，才有可能辟出一片新天地，去从容地按自己的意图和计划去兴办教育。为了取得这方面的好经验，他决定再次去上海，重点考察实业。
1922年岁末，卢作孚再次到上海和江苏考察实业及职业教育。在上海，他见到了阔别数年的黄炎培，将自己在川南进行“新教育”试验的经过详细告之，向他讲述了自己思考的结果和此行的打算。黄炎培对卢作孚不懈追求的精神至为叹服，对他在上海的考察活动倾全力相助。黄炎培还特意集了《论语》和《孟子》里的名句，写成一联赠与卢作孚，以示勉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
黄炎培热心地派专人全程陪同卢作孚，参观了他所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中华职业学校，这是卢作孚探索之路上的一个关键点。黄炎培先生自1916年起，形成了一整套“职教救国”的理念，于1917年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实业养教育，将发展实业与开启民智相结合，作为救国救民之道。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功范例，更坚定了卢作孚以实业为教育事业依托的决心。卢作孚还参观了商务印书馆及其下属印刷厂。旅沪期间，他还在上海总商会的介绍下，参观了南市电力厂、锯木厂、造船厂和纺织厂等企业。
卢作孚是一个肯动脑筋的人，善于吸纳他人长处，善于举一反三。这次上海之行，他对如何开展“实业救国”有了实际感受，收获甚丰。卢作孚的“实业救国”思路，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在他的蓝图中，是要做成一个以能源、制造业为主的集团公司，而后以集团为依托，开展旨在改造社会、更新道德的文化教育事业。
从以上记载黄卢二人共同探讨“教育救国”及“实业救国”动人的史实细节，让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脊梁和先驱们，曾经怎样地刻苦奋斗和共同探讨，为祖国的未来和后代的子孙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啊！他们的共识显然是：实业家要全力支撑教育家实现他们的计划；教育家要在教育计划中，细致全面地考虑人才培养的实业针对性。二者要经常地交换看法，不时地也会客串一把，交换角色而大致深入共同的目的。在那个时代，我们的前辈就是这样地刻苦钻研者、前进着，他们即使有时失败，同样是那么让人敬佩、感动。难道我们不该以此为榜样起而学习吗？
荣氏家族与黄炎培
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那个黄金时代，除了黄穆乡党协同、发展教育滋养实业蓬勃的典例，尚有号称“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的面粉纺织大王荣家弟兄：荣德生、荣宗敬。他们深知人才是事业的基础。
黄炎培先生曾于《中国教育史要》一书中总结到：近代中国，从第一代创办近代实业的洋务派“曾、胡、左、李”始，凡事要想或实际已经在创办实业者，都必然要同时或实际去创办学校。如早期的同文馆、广东言馆、水师学堂、路矿学堂、电报学堂等等。以后，又有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桑蚕学堂、时务学堂；再往后又有南通师范学校乃至普遍开办的各种大、中、小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