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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本可阻止？
克林顿之所以觉得弗里的书太不真实，大概因为弗里总在书中评判总统是个“自大浮夸和缺乏考虑的人”而他又常做“违法乱纪的荒唐事”。而且弗里在描述那些“荒唐事”时，又总是纠缠于让总统异常难堪的细枝末节。
比如，弗里会事无巨细地讲述“莱温斯基事件”：当调查人员在莱温斯基的蓝色小礼服上发现了伤风败俗的精液斑迹后，他们需要一份克林顿总统的DNA样本进行比对，而FBI此时的任务便是获取样本。“之后，我们和总统身边的智囊团拟订了一个秘密‘取样计划’，即在总统预定的一次晚宴前，FBI派出一小组先行到达并藏在宴会厅旁边的小屋里。在晚宴期间，总统要找个借口，比如去洗手间，然后溜进那个藏有我们人的小屋。”之后，FBI的工作是，采集克林顿的DNA材料并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将总统送回宴席。在弗里看来，此次取样行动虽既繁琐又枯燥，但它的结尾还是很浪漫的，“我们的小组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离开白宫，再带着那点从自由世界的总统身上采集的DNA潜入夜色。”
如果说弗里在讲述“莱温斯基事件”时对总统的揶揄还算隐晦，那么在总结 “9·11”事件时，他则直接说出了对政府的不满。按弗里说法，在2001年9月10日晚上，“美国任何地方的12岁儿童所用的台式电脑都比所有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工作站所用电脑的运算能力要强。”“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请求，甚至几乎是乞求国会拨款更新FBI的信息技术系统，却一再遭到国会的拒绝。”据弗里回忆，就在2001年9月11日的下午和晚上，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得不通过邮政特快专递来传送嫌犯的照片，“当时我们缺乏相应的设备来扫描和发送这些照片。”
弗里觉得，正是财政紧缺一次次制约了FBI反恐行动的进行。“我们曾为调查局新增864个反恐职位而申请约3.81亿美元的资金，而国会只批准了5个职位，提供资金总计740万美元；我们急需讲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人员，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反恐工作要处理，但我们无法为这些职位支付合理的、但高于政府规定的工资。”
当然，在回首“9·11”事件时，弗里并非一味抱怨美国政府，他更多是在进行自我反思。“我们本该对2001年6月亚利桑那州的一名特工送来的备忘录加以重视。这份备忘录对几名中东人加入美国飞行学校进行学习的事发出了警告，这名特工还建议调查局就全国各地的民航学校所招收的阿拉伯及其他穆斯林学员进行调查。”弗里认为，如果当时重视这些信息并做一些调查，“ ‘9·11’根本不会发生，或发生的规模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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