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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在社保方面的投入在持续加大，但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财政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2.2%，仍然距离中等发达国家甚远。此外，社保支出在分配上也存在不平等的现象，相当多的农村居民还享受不到社保待遇。2009年启动的“新农保”无疑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这种待遇差距，但根本解决还有赖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改变。
同样亟待提高的还有就业服务水平。本次调查中，56.5%的参访者表示“在学校里所学专业与现在从事的工作”“不对口”，这意味着社会对与就业机会相适应的就业培训有很大需求。然而事实上，目前我国的就业服务偏重于提供就业信息，在提供就业机会和就业培训方面则明显欠缺。因此，尽快建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就业培训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值得一提的还有与文化、休闲、娱乐，公共安全，政府信息公开及政府与民众互动相关的调查结果——前两项的满意度排名仅次于义务教育，而后两项的排名只略胜于保障性住房。
参访者对文化休闲服务的良好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服务的市场化，以及政府对文化产业经营限制的逐步放开；对公共安全服务的满意则主要是对政府在警力配备和增强防范措施方面工作的认同，而公众的主观安全感事实上还有待提高。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与民众互动，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然说明政府在增强工作透明度及与民众交流方面仍需努力。
公共服务水平与GDP联系过密
在本次城市公共服务满意度排行榜上，东部省份城市，即上海、北京、杭州、广州和海口的满意度总体高于中、西部省份城市。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呈明显正相关关系。
迟福林认为，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密切，随着经济的发展，地方在改善民生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拥有了更多可以投入的资源；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个问题，即由于我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完善，加之中央和地方的分工职责体系尚未建立，所以在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公平方面仍有所欠缺。
“基本公共服务不能仅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挂钩，”迟福林说，“对于难以保证基本服务水平的地区，中央财政必须给予财力保障，而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待改进。”
此外，各城市城区与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比显示，城区居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城乡户籍制度导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无疑是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关的一个突出事例为农民工就业服务。随着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服务需求已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然而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农民工在制度上并未被纳入城市的就业服务体系，农民工对就业服务的不满因此就在所难免。
迟福林认为，当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到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后，他们对享受城市就业服务的诉求就会更加强烈。因此，未来三五年内，在进一步放开户籍制度，从而使农民工享受到平等的就业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必须有实质性突破。
“实现均等化要花15～20亿”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欠缺是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本次调查显露的公共服务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表明，未来我国在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
在迟福林看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涉及三方面内容，即城乡均等化、区域均等化和对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工的关注，其中城乡均等化最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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