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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偏差与道德漩涡
在这样的环境下，刑辩律师如何自处？
对于律师佟林来说，他的是答案是“先保护好自己。”“律师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还怎么替人打官司？”他说，“我的底线是一切按照法律规定的做，法律规定不能做的坚决不做。”
2003年，佟林与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共同出任“刘涌涉黑案”辩护人，他们也曾遭受诸多非议。说起此事，佟林依旧很坦然：“律师给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辩护，是依法履行职责，即使这个人罪大恶极，也拥有法律规定的辩护权。”
刘涌案历经一审判死，二审死缓，再到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处死刑，一波三折。在二审中，辩护律师抓住了“刑讯逼供”这个要害点，在刘涌家属的努力下，找到8名现役或退役武警，这些武警都曾被抽调去看押过刘涌或其他被告。当时佟林守在公证处，让证人先后前来，取证过程和笔录全经过公证程序，“这样既获得了有分量的证据，也确保了自己取证的安全性。”
佟林的这一做法还是引起轩然大波，司法部门到公证处查证，还组织专家进行研讨，现在，已经没有哪家公证处会愿意承担风险再为佟林进行公证了。
律师夏霖也会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当事人会问他：你跟法院院长、政法委私交怎么样？“有些人期待着律师用潜规则来为他们谋取利益，而不是真的关心一个律师的法律技艺怎么样。”在刘仁文看来，“司法暗箱操作导致关系盛行。”他直言不讳：“有的素质高点的法官说：不能去吃律师的，否则你吃他一百元，他到当事人那里说吃了一千。”
周泽告诉本刊记者，在律师行业里，有“很多要人的后代和官员子弟，”这些所谓“背景”给人们带来丰富想象，事实上，某些律师事务所也果真借此揽案。在周泽看来，这些“背景”对案件的判决最终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不好判定。”
对于刑辩律师执业困境的讨论，每个接受采访的律师都会举出很多例子，在法庭以外，公众对律师职业存在认知偏差，律师常常陷入道德漩涡；在法庭之内，律师的头上则“悬了一把剑”。律师界泰斗张思之在谈及刑辩律师的处境时告诉本刊记者：“一些当权者把律师当敌人了，公众对律师的印象也很不好，当然律师自身的问题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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