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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居民不得不用自己微薄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这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不足成为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和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报告》中提到，2007年，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低了24.8个百分点。 公共服务能为最广大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具有明显的再分配作用。但我国政府消费中公共服务消费的占比明显偏低，问题的症结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 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多的是“经济建设型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相对滞后。政府资源向国有企业、向投资倾斜，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十分不均衡。 陈昌盛认为，改善政府支出可以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因为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有明显影响，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可以降低居民在教育、卫生方面的自我负担水平，还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谨慎预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思路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以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消费来拉动和激活居民消费；同是适当提高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增长部分也主要用于公共服务。 改革已箭在弦上 其实，早在2006年，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已初步拟定，并一度进入征求意见阶段，政府决策层也一直在推进，由于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等原因，这一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出台。 其中，既得利益者的调整是最大的难题。特别是企业层面的收入分配很难调整，政府既要考虑初次分配给劳动者更大的比重，也要照顾企业的发展，其中分寸不好把握，由此这项改革难有进展。 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被专家看作2010年收入分配改革能有突破性进展的信号。 根据相关方面透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调是：“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间收入群体、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 现在的收入结构中，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合计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这部分群体的收入，他们的消费潜力将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力。 一些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要放弃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要偏重于公平。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非常反对这种观点：“这绝对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他认为，解决公平问题的成败，在于高度重视创业、企业、劳动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轻视效率。如果主要依靠国家去给与，结果会似拉美一样，福利压力很大，国家债台高筑，金融体系脆弱，基尼系数反而居高不下。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许多既得利益者，如何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建立适度的平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难题。 当然，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会起到直接的效果，通过将垄断部门的企业储蓄直接转化为公共服务投入，实际上相当于间接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收入。根据测算，目前若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至50％，就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大约2550 亿元。 不过，“初次分配的核心还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强行干预劳动力市场，更要防止将政府的责任部分推向企业。”陈昌盛反对用劳动法规等手段硬性地提高工资，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适得其反。 “收入分配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选择的手段和途径很多，具体政策更是十分庞杂。”陈昌盛认为，“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是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两个根本性方向。 垄断是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即使同在垄断行业，其收入也有很大差别。 如何在不损害市场效率的前提下，在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之间建立适度的平衡，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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