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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中井玲子一样，很多日本遗孤开始了自己的寻亲尝试。他们大多临近不惑之年，简单的日语也不会讲，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却要再一次选择自己的人生，为了素未谋面的亲情，为了更好一点的生活，或仅仅是认祖归宗的精神安抚。
艰难寻亲路
这次回归的选择，对所有日本遗孤来说，甚至比童年时那场被遗弃的命运更加艰难、沉重，看不到希望。如今已是中国归国者&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的池田澄江，是1981年带着三个孩子返回日本的，之前她在《朝日新闻》上登载了一篇寻亲广告。此时，同样在寻找遗落中国的女儿的一位老人联系上了她，彼此数月通信后，老人确信池田就是自己的女儿，并提供了池田母子的返日担保。回到日本，政府要求确凿的DNA鉴定，但鉴定结果让人绝望：她们没有血缘关系。
此时的池田37岁，带着三个10岁上下的孩子，找不到亲人，不会日语，并且面临着日本政府的遣返。她写了七封遗书，分别寄给自己的养父母，留在中国的丈夫，几个好友，以及三个孩子。遗书写好了，她看着熟睡中的孩子，母亲的不忍最终让她挣扎着活了下去。
池田找到一名愿意帮助她的律师，开始了长达数月的申诉，要求恢复自己的日本公民身份。她是众多日本遗孤中，少有的被命运之神眷顾的一位。
拿到日本身份后的池田，开始为了生活奋力工作，“扫地、端盘子、洗碗都干过，语言不好，所以选择不多。后来觉得不能老这么干临时工，我又找到那个帮助过我的律师，拜托他给我找份正式工作。他的事务所是东京很大的一家，他先是让我在那儿帮忙。每天九点上班，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开水做好，等大家来上班。晚上呢，等大家走了我再把东西归置好，一切收拾妥当再走。时间长了，他们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我一直在这个事务所工作到现在，后来我也开始学习处理一些关于移民身份确认的法律事务，一直到前段时间退休。”
“我们这些人，日语并不好，跟当地人完全没法儿比。事务所这么大，年年招新人，都是法律系毕业的大学生，我只有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才能在这里站住脚。”池田在今年上半年刚刚做过心脏手术，接受采访的两小时里，屡次以手抚心，被问及是否还好时，她谦和地笑说不碍事，说接受访问是工作份内事，需认真对待。
与池田澄江比起来，更多的日本遗孤往往没有这么幸运。很多人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日本住了十几年，有的人只能听或说简单的日语，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退休之后，归国者社团设计了许多课程，他们仍然要学习语言，学习绘画，学盆栽或跳舞。
第一个生日
“在日本，有时候搭乘出租车，你一开口司机就会问，你是中国人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我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在中国时别人说我们是日本人，回到日本别人又说我们是中国人。” 池田澄江说。不仅是她，对几乎所有归国的日本遗孤来说，这种遭遇都不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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