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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后，发生于这个国家的一切变化令世界为之侧目。
开放的国门使长久自闭的中国人感觉到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开始接受并消化泊来的先进科技、多元文化和更多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当市场原则从一种经济理论逐渐上升为普适性哲学之后，它开始企图支配中国人身边的每一件事。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与传统道德共同构建的社会监管体系也日益松动，社会生活的变化之剧，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真切而又应接不暇。
所有这些，无不影响着中国人的婚姻。
1980年4月，新《婚姻法》开始实施。新法的新意之一在于将“感情破裂”规定为离婚要件，由此，中国人似乎开始意识到，爱情也是婚姻中颇为重要的东西。
那么，又该将爱情托付给谁呢？
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大学生曾是众多年轻人心仪的婚姻伴侣。然而，现实的变化也使他们深刻地意识到，知识的含金量与知识同样重要。
其实并未许久，含金量的重要性便超过了知识，于是一些被称作“万元户”的人又开始在婚姻市场上变得抢手。尽管在那个年代，他们的成功往往需利用体制外的空当或其他非主流的方式，但表现为含金量的成功本身毕竟是实在的。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于国家已是雷打不动时，渐趋务实的人们最终意识到，否认经济条件对爱情、婚姻的重大意义是过于做作了。
1980年的《婚姻法》在另一件事上也使这一时期的婚姻有了巨大变化，那就是此后结婚的每对夫妻很可能只有一次生育机会。
统计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中国年平均人口出生率约为30.8‰，在共和国历史上出生率最高的1963年，这一比率甚至攀升至43.37‰。为了在奔向四化的道路上轻装前进，计划生育政策显然已势在必行。
横亘在人口控制政策面前的是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但当市场化的制度环境诱发起激烈的社会竞争，并且开始要求父母为抚养子女承担更多责任时，年轻的夫妻都明白，其实自己根本不具备创造多子多福的实力。因此，至少在城市，多数家庭渐渐被动或主动地接受了“只生一个好”和“优生优育”的时代内涵。
事实上，观念的变化还不止于此，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当时的人们显然走得更远，比如性。
八十年代初，萨特与弗洛伊德的学说曾在中国红极一时。在哲学思辨与现实关照之间，中国人总是明显偏爱后者。于是在完成了对人本主义和精神分析学说的形而下转化后，人们得出结论：人是自由的，欲望理应被满足，而且这些，统统与道德无关。此时，性解放思潮在西方已经归于没落，但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它的合理性却在中国人对萨特与弗洛伊德的理解中得到证实。
与性观念变化相呼应的是性与生育分离，以及婚外性行为不断增加的事实。徐安琪在《世纪之交中国人的婚姻和爱情》中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比例在1966年以前为1.4％，而30年后的1996年则上升至13.2％。
事实上，九十年代兴起的“傍大款”、“养小蜜”、“包二奶”等现象已经证明，中国人正在“让性解放”的道路上走向更远。这些颇具挑衅意味的事实与暗地繁荣的性产业共同构成了此后中国人婚外的“性情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性、爱与婚姻三者间的传统关系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日渐宽容或者说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婚外恋从一度让人强烈谴责的问题慢慢退居为供人消遣的话题。
2001－？：我的婚姻我做主
这是一个规范日渐模糊的时代。
在选择多元与社会宽容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接受失范带来的迷茫与痛苦。有人心生失落，有人焦虑不安，还有人索性将婚姻承载的意义悉数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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