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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开始是党内任命、下管两级，中组部管到省级和地市级，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干部任免制度改革，改成下管一级。基层官员只需要对他上一级的领导负责，这样，县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地方治理单位在政权系统里就被边缘化了，县级官员的行为和中央政府的意图就容易发生偏离。 棹元称，县域官员本来是应当和当地公民水乳交融的，但从现在的权力来源上看，他是上级任命，属于行政代理，在权力链条上恰恰是距离本地公民最遥远的。而我们难以奢望一个遥远中央政府的行政代理人对本地公共政治负责。这种代理人关系背后无法构成对等政治权责关系，因此也很难寄望于官民信任。 其实，在基层，许多老百姓都承认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下面的执行者把经给念歪了。基层的一些官民冲突看起来是发生在基层政府和公民之间，但事实上，这种基层权利诉求的实质，是直指整个政治结构的。“在当前的形势下，一个起码的要求是要保证政令畅通。” 如何建立和中央的直接关系，从而对政策的理解更加到位，就要考虑县政主要领导人的选拔、考核和培训等问题。目前中央已经在选拔和考核干部方面做了诸多努力，而从去年开始，对县级官员的跨级直训也开始进入轨道，且无论效果如何，至少这是一种令中央的意图更准确有效地传达到基层的手段之一。 辽宁省长海县委书记郝明在培训后坦言，中央政策平时是层层下达，在这里是面对面交流，我们可以把要求、想法直接表达，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中央和基层的无缝对接。政策的制定者亲自来讲政策，让我们了解了中央政策“为什么出”，为什么是“这样出”而不是“那样出”。 “县政”需要全面整治 许多人都知道，北京有一个著名的上访村，那里长年居住着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而县级以下的上访者居多。上访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大多是因为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与民争利而造成上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更多的是在经济方面的改革，由此带来的一个负作用是，各级官员把经济指标当作唯一的政绩。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体制改革而言，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博弈化、利益博弈公开化造成的政府权威流失。 在当前各种危机的压力之下，各种社会问题突显出来，基层官员的思维并没有从原有的惯性中解放出来，在处理问题时方法简单粗暴，而在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面前，更是显得经验不足。 从近年来社会情势的变迁来看，必须要对“县政”做出改革，如果能够顺利地转变管制性思维，“县政”改革将是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中央采取跨级直训县级官员的意图之一，也是想借此改变这种思维惯性，但目前只是应时之举，本质的改变必然要从全方位的改革入手。 棹元认为，在当前的县级行政架构中，财权被长期边缘，事权却是日益增加。由于财权和事权的矛盾日益凸显，我们才意识到，单一制国家必须要对地方分权做非常深入的制度算计。而县政问题其实就是当前中国地方分权的一个核心问题。因此，由县域所贯穿的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和人事制度都存在改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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