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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在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第四届中国画展览会，当米景扬看到于非闇先生画的《柱顶红》时，被它的清逸典雅吸引住了。此画价格15元，对于每月工资只有48元的米景扬来说可不是个小数，但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幅画，并且知道这幅画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就付钱买下了。没想到于先生第二年就作古，这幅画就更显得珍贵了。
说起自己的收藏，米景扬笑着说：“现在常有人以非常羡慕的语气对我说：你真有眼光，50年代就开始搞收藏！其实，这实在是谬奖了。当时我哪里会想到什么收藏呢？那时候的概念，只有像张伯驹、惠孝同先生那样，藏有宋元的多少名迹，才叫‘收藏’；买几幅当代画家的画，根本就是小打小闹，哪里敢提‘收藏’二字？所以我当时花钱买画，完全是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它。”
说着，米景扬拿出一幅自己珍爱的藏品——王雪涛的《荷塘戏禽图》展示给记者看。四尺开外的画面上，雪白的大天鹅嬉游于水面，画面上绿叶红荷及两个鸣翠柳的黄鹂透着诗意，米景扬介绍说：“这幅画用笔气魄极大，颇有新意，为王老50年代末艺术高峰期的代表作。当时我喜欢极了，一问价钱23元，我当时拿不出这么多钱，直到一个月后才终于如愿以偿把它买了下来。现在王雪涛一张四平尺的画可以卖到130万。但当时没想这么多，就是特别喜欢。也只有今天这种盛世，艺术名家、大师的真正价值才会日益凸现，并被社会广泛承认，这才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千倍、万倍升值的根本原因。”
也正因为有在荣宝斋工作学习的机会，书画鉴定家米景扬在书画鉴定时“从不走眼”。他说：“我有机会大量地、近距离地看书画家们作画，对他们书画作品的细节十分了解，所以眼力比较高⋯⋯”
木版水印与古画临摹
用木版水印方法复制中国古今名画，首推徐悲鸿。1950年，徐悲鸿拿着一张《奔马图》找到了荣宝斋经理侯恺，说：“一位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但这‘马’我也喜欢，想留下副本，可不可以用你们的木版水印印一下？”侯恺当即表示可以试试，于是，利用木版水印这种古老的技术印制大幅写意中国画的大胆尝试开始了。“马”印制完成了，第一版只印了30张，按当时的印制水平，想在画上印字就更加困难了，因此，30张画全部徐悲鸿亲自用毛笔签名，再于画面下方打上图章。又经过精心装裱，完整的《奔马图》就这样大功告成了。虽然这张画印刷质量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却迈出了以木版水印形式复制古今名画的坚实的第一步，为这一古老的印刷技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徐悲鸿说：“木版水印可以使艺术再现，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据荣宝斋的老员工王新佳介绍，木版水印全部由手工操作，工艺过程极其繁缛、精细而艰辛，大致需要经过选稿、勾描、刻板、印刷、装裱这五道工序，每道工序的专家或职工无不以全力反映原作的笔墨形神为己任。负责制完成一幅木版水印画，少则数月，多则数年。
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术到1954年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从印制小幅作品，发展到印制大幅作品；从印制纸本，发展到印制绢本。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稿源问题。于是古画临摹工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流传至今的中国历代书画真迹，璀璨动人，是我国人民无比珍贵的宝藏。如何收藏好、保护好、使用好这些稀世瑰宝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务，荣宝斋是最早觉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从1954年荣宝斋临摹复制第一批古画起，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近百件古代书画瑰宝得以陆续复制问世，可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了。”米景扬说。
荣宝斋临摹古画时也培养了不少人才。1954年，荣宝斋组织一批绘画技法高超、临摹上又有很深造诣的国画家奔赴东北临摹四幅古画。这些古画都是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当四位专家手捧这些国宝时，真是又高兴又有些惴惴不安，深怕有所闪失，为临摹好古画，他们也付出了不少艰辛。比如冯忠莲女士在摹制北宋赵佶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时常常为一根线条、一块敷彩、一束发丝，反复修改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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