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政府绩效评估中心主任周志忍指出：“我们目前在评估结果的使用上存在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绩效评估结果与官员考核毫不相关，有些地方的绩效评估结果很差，但官员照样升迁的很快；另一个极端是过于急功近利，不顾实际情况，“一票否决”、“末位淘汰”的处罚相当严厉。高压之下，一些部门和官员只能靠杜撰数据、弄虚作假来应付考评。甘肃省曾经有几个缉毒警察为摆脱末位排名，竟然设套陷害百姓，致使3名普通百姓被扣上了“毒枭”的罪名……
周志忍痛心地说，政府绩效考核的目的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老百姓满意度，如果绩效评估导致与民争利，甚至坑害百姓的行为，会让每一个推动这项工作的人感到无地自容，还不如不搞。
经济统计数据、民意测评数据等量化指标的真实与否，直接决定绩效评估结果是否公正。倘若考核的信息有虚假成分，那么诊断的结果自然就不会准确。“就象医生对一个人做体检一样，先用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对政府组织进行诊断，再提出怎么改进。”刘旭涛说。
然而，恰恰是在这方面，“政绩不够、数字来凑，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表明统计数字注水问题非常普遍。仅2007年，全国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就高达19096起，其中虚报、瞒报的将近50%。刘旭涛教授称这种现象为“数字化陷阱”。
他认为，政府绩效评估出现了虚假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对绩效评估的价值导向上出现了问题，而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是绩效评估参与人的动机和行为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不单是要怎么样去开发一套好的评估技术，更重要的是对政府绩效评估理念要有重新认识。”
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是“结果导向”。现实中，很多人对“结果”的理解并不相同，在周志忍教授看来，公安机关每天出动多少警力、巡逻多少次、抓获多少犯罪分子、查处多少违规车辆，这不是“结果”而是“产出”，老百姓不会关心这些数字。他们关心的是晚上睡觉要不要关窗，要不要装防盗护栏，晚上女儿放学要不要去接，交通事故是不是降低了，安全感是不是提高了，这些才是老百姓可以感受到的“结果”。
强调“结果导向”并非不重视过程，但在完成结果的过程中，更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真实的结果。在某些领域“结果”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比如，各地的经济基础不一样，当地官员付出的努力越多，GDP的增长未必会越高。此外还有一个大环境的因素，中国GDP增长连续多年超过10%，但金融危机的时候，当地官员付出的努力再多，也很难超过10%的增长率。所以，仅仅看“结果”并不能反映政府的真实效能。
“绩效打分你也是十分，他也是十分，从总分来说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可能是不一样的”。刘旭涛说，算总分只是解决排名的问题，但真正哪些是优点，哪些是缺点，哪些是需要改进的，从总分上并没有看出来。反而掩盖了很多缺点，或者说把绩效评估的信息给过滤掉了。“其实我们更希望知道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是什么，下一步怎么去改进。”
“公民参与”需要技术理性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公民政治参与观念的加强，“公民评议政府”作为一种新的绩效评估形式被许多地方政府引入：1998年沈阳市推行“市民评议政府”，1999年珠海市举行“万人评政府”，2000年邯郸市开展“市民评议政府及政府部门问卷调查活动”，2001年杭州市开展“满意不满意评选活动”，2002年邵阳市推行“优化经济环境综合测评”，2003年北京市开展“市民评议政府”等等，都是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地方探索。
“公民参与评议政府，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技术上还需要改进和完善。”刘旭涛教授把绩效评估的“公民导向”分为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公民导向在政治理性上必须坚持，但在技术上需要解决信息对称和需求对称的问题，信息对称是指公民对评估的内容了解不了解，需求对称是指公民对评估的内容关心不关心。如果这两个都不对称，公民怎么能打出合理的分数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