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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2000年中国保利集团在香港拍得兽首的情景，文物收藏鉴定专家牛立松向《小康》记者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2000年，苏富比在香港拍卖兽首，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而是香港市民反响热烈，当时保利的老总还不想竞拍，历史博物馆馆长于伟超先生就和保利的艺术品顾问贺平说，大水法兽头就好比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穷人家的邻居就是那个列强，当你家穷养不起孩子时，邻居就把孩子带走了。过了多少年，你家有钱了，邻居把孩子带到父母面前问：这是你的孩子吗？孩子在家门口也张着手说：爸爸妈妈我要回来。而邻居说：你把孩子带走可以，但是必须买回来。这时候你怎么办？……于先生的一番话说得他们都哭了。当时拍板：买！马上开记者招待会，向海外华侨宣布：这两个头我们保利买了，并且第二天的第三个头我们也会买。于是当时在拍卖现场几乎没有人和保利争，可以让保利以比较合理的价格把三个头带回中国。”
对于回购，各界代表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次律师追索团成员熊烈锁律师说：“实际上追索流失文物的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很费力的，也是成效很低的。中国人一般是通过回购（包括政府和民间）、捐赠和外交途径来追讨流失文物的。回购看似成效很高，实则不然，一方面是回购要有很高的金钱给付，另一方面是回购等于是变相承认掠夺是合法的。通过国际公约来追讨，也是一种方式,很多国家都有成功的案例，但在大多数成功案例中，都有毫无争议的法律依据，或者被追回文物的流失时间比较短。”
意大利是追讨文物比较成功的国家，追讨的主要是1970年以后非法出境的文物，而且每次“出手”前，都会充分准备好证据。2008年11月，瑞士把4400件从意大利考古遗址盗取的文物归还给了意大利。这些文物包括希腊风格的水瓶和调酒罐、以女人脸为模型的陶瓷面具等，其中有些文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据悉，这些文物是2001年瑞士方面在巴塞尔的一对做收藏生意的夫妇家中发现的。此后，意大利方面为收回文物与这对夫妇展开了耗时7年的法律诉讼，最终赢得了官司。
“但中国还没有通过国际公约追回文物的记录。少费力成效高的方式可能是‘接受藏家的捐赠’和‘外交手段’。但是在中国很少会有藏家来捐赠，因为藏家一般是通过购买而获得的文物，他们不愿意把好不容易得到的文物就这样白白送给‘别人’，所以，我们不要对捐赠抱有太大的希望。”熊烈锁认为，“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可能还是外交途径。外交途径避免了法律的时效问题，也避免了回购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应该加强自身的发展，增强我们的谈判实力。”
据熊烈锁介绍，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先后加入了四项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其中1989年加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7年加入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是防止文物非法出口和要求文物返还的重要公约，也是追索流失文物的主要法律依据。根据这些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对非法出口文物享有无可争辩的所有权。即使是公约生效前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中国仍保留收回的权利。
两件兽首的命运折射出中国追索流失文物之难。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委员、荣宝斋原总经理米景扬说：“现在有很多组织进行追索的工作，但是不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这里面有智慧，不要急于怎么办。”据悉，中国追索文物唯一的成功案例是1995年英国警方截获两批中国走私文物，总数达3494件。根据有关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对这批文物享有所有权。经过两年艰苦的法律和外交斗争，1998年1月24日双方达成协议，英方承认全部文物的中国所有权，并归还中国。
但相比流到海外的文物，追索回来的不过九牛一毛。“1986年，我和几位画家有机会在美国参观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地下仓库。其中一排排中式红木玻璃柜中陈放着精美的白玉洗子、碧玉洗子、黄玉杯子、白玉如意……没有一件不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瑰宝。一家外国博物馆竟藏有如此众多的中国历代玉器精品，那么，散落在全世界的将是怎样一个数字呢？”米景扬说，这个数字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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