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需求方面来讲，这些产业是社会最迫切需求的，如果偏偏这个时候不重点发展，那就有问题了。
《小康》：能不能介绍一下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产业重点是不是都找的如此准确？
刘伟：没有这样顺利，过去我们也吃过亏。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温饱都没有解决，而我国工业刚刚起步那时发展一般的轻纺工业和一般的轻加工工业是最有效率的，技术也最成熟，相对劳动力成本最低，竞争力最强，社会需求最大。但是那时候我们却发展钢铁等重工业产业，而重工业在当时资本落后，技术实力落后，国民经济的需求也弱，这样就导致真正有广阔市场前景，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的轻工业发展不了，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当时需求量不足和效率相对落后的产业，造成浪费。
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工业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恰恰重工业是经济发展最迫切的环节，将它调整为主导产业就非常合适了。这次的振兴产业选择是和我们工业化进程历史阶段相吻合的。
《小康》：既然现在中国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那么大概还要多少年才能完成工业化？通常整个工业化的进程需要多少年？
刘伟：我们来看看国外的前例，英国的工业过程持续了足足70年的时间。美国用了49年，日本二战之后基本保持了29年的工业化阶段，而韩国大概是25年，新加坡24年，台湾23年，香港18年，也就是说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固定的。通常越大的国家，越早发动工业革命的国家，人口越多的国家，以及发展矛盾比较突出的国家用的时间就越长。我认为，中国大概得需要50年才能完成这一过程，也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全面完成工业化的改革。以中国13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以及典型城乡二元经济和存在那么深刻的发展问题来说，半个世纪的时间不算长。
现在我们就处在半个世纪工业化加速到完成的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发展客观上就是快，多振兴也需要，不存在过多问题。
核心是解决体制问题
《小康》：如何让振兴的目标能够真正实现恐怕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您认为怎样才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
刘伟：要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效果，核心问题是解决体制问题，要解决体制问题需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就是，振兴多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和政府的力量？多大程度依靠市场的力量？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实际上会使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重新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没有政府的市场是不可想象的。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要显现的话，肯定要政策的干预才能实现赶超，当然，过度地否定市场肯定是没有效率的，肯定要产生很多腐败。完全依靠市场也不行，市场肯定有其局限性，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我们现在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在宏观政府管理上，要处理一个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也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在刺激、培育这些产业的市场需求的时候，对这些产业本身核心竞争力，即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方面一定要跟进。否则可能刺激出一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在需求过旺的条件下，容易掩盖高成本和低效益，这样的产业可能活跃于一时，早晚有一天形成国民经济过热，那些低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就会变成泡沫突显出来。如果将供给管理做的好了，有足够的优质的企业和产品在竞争，就不会形成泡沫。我们这次提出振兴产业规划时，一直在强调产业调整和产业创新，也就是说在供给方面要跟进。
第三个要处理好的关系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因为中国经济工业化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有一个特殊的地利条件，就是中国地区之间有差别。有差别看起来是个负面的东西，即经济发展不均衡；但是从持续增长发展曲线来说，这可能是个有利的条件。一个小国如果经济是均衡的，进入高速增长之后，要衰落同时衰落。如果是个大国，这个经济阶段可能是这个地区带动，下一阶段可能是另一地区带动，有一定的梯度经济景气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中国很明显，上世纪80年代是珠三角，90年代是长三角，现在的东北、华北，甚至包括中原一些省经济也上来了，增长速度非常快。目前中国过万亿GDP的省份明显增加了。这就说明，新的增长点、发展群出现了，这就是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