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当前处于微妙期,各种复杂的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经济困局。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中央财政盈余一万一千余亿元,而地方财政亏损两千四百个亿。今年的GDP增长预计在8%〜9%,而且是连续十年保持这样的GDP增长。
目前,传言的要给“大小非”解禁所得征收暴利税,这一说法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此,北京大学中国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彭万华认为,不宜征收“大小非”解禁暴利税。因为股市已经弱不禁风了,若要再从股市征收暴利税,等于是从股市再次抽血,现在国家的税收已很多,为何不转为对股民的回报呢,就像房子,每次都增税,结果导致房价越来越高,所以国家现在的政策应该是努力去减税。资本市场就是民众信心的晴雨表和显示器,中国有一亿股民,四川灾区的人民需要帮助,这一亿股民也需要国家给予关注,这样才有利于中国经济。
只有通过减税,加大财政公共支出,“放水养鱼”,才能使中国走出这轮经济困境。
为何穷的越穷、富的越富?
“1993年财政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没有钱,而地方政府有大量的财政盈余。为了改变这个状态,中央政府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和地方进行分税、分权。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很有钱,地方政府财政就很困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龚六堂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说。
龚六堂说,据我们研究调查表明,改革后出现了几个明显的问题。一是政府的层级越低,财政就越困难。省级财政比中央财政要困难,县级财政比省级财政要困难。二是事权和财权不匹配,中央财政用70%的钱办30%的事,而地方政府用30%的钱办70%的事,这样就使地方财政出现缺口。层级越低的财政缺口越大,特别是县一级政府的财政缺口最大,越穷的地区财政缺口越大。分税制使得越穷的地方税基越少,导致税收也越少。然而,地方政府的支出及事权还是那么多,很多地方要花钱,有的地方税收多,就能多发展公共事业;有的地方财政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就没办法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投入。这样就直接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从1993年到现在,地方发展不平衡的趋势在扩大,正是分税制加快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目前的状态是中央政府请客,地方政府埋单,地方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龚六堂说。国务院在民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在财政的转移支付的力度上仍然有问题。现在只有十个省在财政上有盈余,其他省市都是处于亏损状态。地方政府压力很大。客观地讲,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是中国陷入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方政府有了财政缺口,就会使地方政府向市场寻租。财政缺口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不规范的做法获得收益,比如政府经营土地,地方政府抬高地价获得收益,满足公共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有积极性把地价抬高的原因。“可以说,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地方政府起了很大作用。”彭万华对《小康·财智》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