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场寻租同时又加剧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龚六堂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发达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应该很低,发达地区资本的边际效应低,不发达地区的资本边际效应比较高,回报也比较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才对,但是为什么没有呢?一方面,因为不发达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发达地区要差;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寻租,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中,越是穷的地方非税收入占的比例越大,资本在不发达地区除了税收以外还要有很多的非税支出,这样加上非税收入后,资本在不发达地区的回报不一定比在发达地区的高。这样,资本就不能从发达地区转向不发达地区,导致穷的地方越穷,富的地方越富,越穷越要通过市场寻租来补偿收入,这样资本就越不会流到不发达地区,慢慢就进入恶性循环,走不出困境。
降低税率,让更多企业生存下来
世界经济远没有走出衰退的阴影,中国经济也必然受到影响。“现在的状态不能与上世纪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相比,但是严重性也不容忽视。这轮经济要想走出困境,再次步入良性循环的话,我们就应该从战略高度去调整税制,还富于民。”彭万华对《小康·财智》记者说。
1993年开始,中国财政税收收入一直高过GDP的增长,1995年以来,中国的财政税收收入都是30%的增长,高出GDP达到20%。发展平衡的经济增长,应该是税收的增长和GDP的增长速度相等或相近。“如果前面有几年税收收入高的话,可以解释为是加强税收征管,10年都是这么发展,再这么解释就不对了。”彭万华如是说。
“这是我们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有问题,应该加大公共支出。”龚六堂说,“并不是分税制不好,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分税制。分税制出台后我们相应的公共配套制度未跟上,政府把很多本应该集权的东西分享了出来,比如说教育投资。现在教育投资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来做,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也由地方政府来做,这种关系社会发展平衡和社会基本保障的,由地方政府干不合适。教育是形成人力资本的基本要素,把教育让给地方政府干的话,有钱的地方就会多干,没钱的地方就少干。有钱的地方就形成较高的人力资本,而没钱的地方就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这样注定地区发展是不平衡的。”
龚六堂认为,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当通货膨胀时,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就越来越小,这时财政政策就会起到更重要作用。面对今天复杂的经济局面,中央政府应该同时出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一个来调整经济总量,另外一个调整经济质量。
“现在的问题是存在大量的重复征税。税收的基本原理是不能重复征税,目前最重要的是厘清税种,搞清楚一次收入到底要征收多少税,不搞清楚,就会使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都被财政拿走了,而老百姓没有增收。”彭万华说,“现在税种太多,对企业和个人压力太大。我建议尽快清理税种,个人储蓄税即利息税减半,对企业的增值税减半征收,使企业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能生存下去。”如果没有这些企业,或者企业倒闭,那么庞大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就成了问题,没有了就业就没有个人所得税,所以现在要放水养鱼,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得以生存,才会带来就业,才会带来内需。
不宜征收“大小非”暴利税
分税制一般在地区发展平衡的国家施行,我们应该有配套的转移支付政策。龚六堂认为,现在是以项目转移支付为前提,穷的地方没有项目,导致中央财政再次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应该完成65%的民生转移,让中央财政承担起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