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控制不等于一刀切”,周认为,这有些过于绝对,过于极端。新浪搜狐就是很好的例子,它们的红筹海外上市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对国家,对消费者并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当时不允许他们上市,也就没有今天的新浪搜狐。
到2006年中国股市红筹上市已经走了漫长的一段路,考虑到募集资金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确实应该有所甄别,哪些企业适合红筹方式,哪些企业不适合。并不是国外交易所上市条件低于国内,而是侧重点不同,国内要求三年的赢利记录,国内则注重对未来的预期。可以对应不同的企业。而且即便是允许国内企业海外上市,每年的容量也是极其有限的,上市的永远是少数。国内18年来只有1500家上市公司,创业板有每年可容纳300家,而国外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更是有限,能容纳的上市企业凤毛麟角。
当然收紧近两年以后,如果一下子打开闸门也不现实,一定会造成大量企业蜂拥而出的情况,因此,“应该制订上市细则加以控制,规定哪些企业可以红筹,否则又是人为的制造权力腐败,僧多粥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周春生表示担心,“一定要审慎,还是以少量的试验性的为主较好。也就是有限放开。”
而且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完全放开是早晚的事,但是时间取决于全球的经济环境,金融市场情况以及国内的因素。
而英国金融市长近年来为什么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屡屡如愿,周春生认为原因有三点:第一,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的味口都不大,比如红筹方式的有限放开,或者去年的独资培训班都属于小事,让步也不是重大的原则问题;第二与游说方式有关,英国金融市长有成功的谈判技巧;三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没有坏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