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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城市文化也不能全由普及性文化构成，一个城市的精神活力，主要靠创造性的、不安份的文化点燃，尽管这样的文化是缺少商业竞争力的。现任台北文化局长廖咸浩博士有一个颇为精辟的观点：在商业社会中，政府的角色应是制衡市场，扶植弱势文化。所谓“弱势文化”乃是和主流商业文化相对而言，尤指超越大众、曲高和寡、因而难见经济效益的高雅、前卫、小众的创造性文化。政府如果不拿出资金和空间扶植它们，任其在商业浪潮中自生自灭，那将是失职的。台北诸多富于创造力的文艺团体——大到声名赫赫的云门舞集，小到专做前卫戏剧的牯岭街小剧场，都受到文化局不附带任何要求的资金扶助。探索性艺术在此受到鼓励，比如以奖掖艺术电影为宗旨的台北电影节，现在的风头已堪与商业性的“金马奖”电影节相抗。 创造性文化乃是城市的灵魂，对它尊重、呵护和扶持的程度，衡量着城市管理者的理性。 有趣的是，我所见到的各市县文化局长，无一例外都是学者，下属官员也学者居多，同时在大学兼课——这，大概是台北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创下的范例。这些学者深知文化如同有机生命，乃人类灵魂之所系，亦明了文化发生成长之系统、发展所需之环境，因此不免把自身的行政工作，当作扶助文化有机生长、践行人文主义理念的契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文化本位的，工作设置以系统思想为指针，力求科学性和人文性兼备，又有独立的行事权，不受上级行政干预，因此极大规避了文化行政化的武断粗暴之弊。这种现象，既似中国的文人从政传统之复活，又像西式专家政治的华文版，着实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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