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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5年开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改革进入“深水区”阶段的首要命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被描绘为“改革之首”。与此同时，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改革继续推进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还需要决策者们的推进勇气及更细致的制度设计。
迟院长分析，报告把“大部门制”重点提出来，说明它将成为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方向性举措，而这一改革的要点是围绕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调整展开。在中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漫长体制变革中，政府角色如何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是我们至今仍在探索的问题。 尽管经过30年的改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显然尚未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一方面在市场中的干预过多过细，另一方面是行政角色突出、服务功能不足。正是基于这个基础，“大部门制”的提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形式上看，“大部门制”是合并和调整政府机构，可以预计的是部级单位的合并和人员的缩减，但从更深层意义上理解，它是社会大转型中政府保障服务性功能突出、行政色彩淡化的必然选择。 这一转变意味着，政府职能将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意味着政府官员行政理念和行为的根本转型，更意味着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和监督。显然，这一改变将使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当然也就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需要。 第六次改革：体制性的进步 众所周知，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包袱格外重，因为它是由计划体制转型而来，而计划体制最显著一个特点就是部门管理，“条条专政”，部门的设置非常细。对此，长期研究中国政府管理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汪玉凯教授感受深刻。 “最早是有一点业务就设一个部委，比如石油部、化工部、煤炭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轻工部……部门很多。比如机械工业部就设了9个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五机、六机直到九机部，有管常规机械生产的，有管电子的，有管兵器的，有管飞机的，有管火箭的，完全是学苏联那套计划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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