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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与此同时，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并没有表现出同步调整。在公共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偏大，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偏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我国公共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的比重为27.5%，社会教育支出比重为26.4%，而社会教育支出的这个水平则自1992年以来一直徘徊不前，这与市场经济发展对公共服务的要求相比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个人承担的费用迅速上涨，大大超过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虽然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分配机制扭曲有重要关系，但在这些方面公共支出水平的严重不足也是重要原因。
二是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社会分享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实际上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性配置，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城乡分割和基本服务的歧视性政策。
从城乡差距看，我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基本是以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为主，农村居民分享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水平极低。有学者研究认为，2005年我国名义城乡收入差距为3.22:1，若把基本公共服务，包括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因素考虑在内，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5～6:1。这里，具体数据可能存在争议，但能够确定的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功能还远没有充分发挥。
从地区差距看，在目前的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依然是主要的公共资源配置方式，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还很低。这种配置方式意味着，经济总量越大，增长速度越快的地区，税收返还越多，公共服务能力越强。其结果往往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
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一些弊端，其突出的表现是身份、等级因素对分享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首先是农民工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很大程度上还没有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其次少部分人可以享受到远远超过“基本”水平的公共服务，降低了基本服务的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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