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建设协商民主的决策体制。 我们知道，我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而其中的大多数事件是一些地方政府造成的，它们在推动公共事业中伤害着百姓的切身利益。为什么？其中的关键是决策体制问题，习惯以长官意志办事，不顾百姓的利益和感受。相反，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增加决策的透明度，让公众广泛参与，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结果就好得多。为此，十七大报告指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样说既有的放矢，也有经验支持。像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各地普遍推行的听证会等先进经验很值得推广，应该变成全国性政策，并最终形成法律和制度。因此，如果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规定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将更有利于形成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同。
《小康》：上面的这些提法，虽然有些借鉴了别国的经验，但更多的却是中国自己的探索。能否这样说，“中国式民主”已在实践中悄然形成？
杨光斌：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都是长期演化的产物，其中的复杂性、艰难性甚至残酷性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因此，比较民主政治的制度变迁过程，比单纯的比较民主的模式更能说明问题，“过程”才更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国情，任何国家，尤其是一个大国，很难在舍弃“过程”的情况下直达一个所谓理想的终极化的“模式”。
“过程”具有独特性，正是在“过程”意义上谈民主，才可以说“中国式民主”是可能的。“中国式民主”正在成长，主要表现在作为民主的制度环境的自由空间的拓展、民主观念的达成、民主形式的生长以及支撑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的成长。
从“过程”角度来理解十七大，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这次党代会是执政者在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上对政治改革又一次系统而具体的部署。它是吸收政策性研究成果，根据过去成功经验而形成的一个标志着未来政治走向的改革蓝图。
杨光斌，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比较政治、中国政治与治理。著有《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等，并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四十多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