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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市面上的《万历十五年》一直流传着中华书局版和北京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虽然中华书局拔得头筹，但是，三联的版本销量更大。黄仁宇的其他著作，如《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关系千万重》、《中国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等也全部都在三联书店出版。这或许是一个有趣的隐喻：此前的中华书局向来以学术品位而著称，因此能够发现《万历十五年》的独特价值；而姿态更具亲和性的北京三联于大众更近，因而获得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它预示着，历史就其本身而言，仅学术界和知识界的研究、撰写、阅读是不够的，只有当它进入大众层面之后，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尽管茅海建先生的同行对于《天朝的崩溃》多有异议，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本书是至今为止研究鸦片战争的典范之作。作为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天朝的崩溃》继承了我国传统史学纪传体的优长，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人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人们习以为常、最易接受的历史分析法—— 忠奸理论和“奸臣模式”是多么幼稚和可笑。而吴思参透了中国历史的玄机，他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集体行动的利害分析，眼光独到的视角，独立的思考，一针见血地刺透了中国历史上刻意的遮遮掩掩，无数读者称读罢如饮醍醐。这两本书出版后一版再版，“潜规则”因此成为一个通行词汇，被人们频繁利用。正因为如此，吴思也成为“另类”的历史学者。
“讲坛”和电视剧的两重天
尽管大众传媒日益发达，我们可以通过学者在电视上的讲述学到一些历史知识。然而，要想真正进入和了解历史，读书仍是最佳途径。况且，中华文明是惟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在电视诞生之前，记载历史的主要是历史典籍以及地下出土文物。 从另一方面来说，电视虽然以声音图像为观众提供了便捷，然而这种方式对于接受者来说仍然是被动的。
在阎崇年之前，《百家讲坛》在电视观众中籍籍无名。而在登陆“百家讲坛”之前，尽管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阎崇年在普通观众中一样籍籍无名。正是因为有了阎崇年的讲述，《百家讲坛》才在电视栏目中异军突起，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和收视率；也正是因为登陆了《百家讲坛》，阎崇年在公众层面影响巨大。毫无疑问，历史成了最大的赢家，借着言说，学者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了大众，而大众也惊喜地发现，真实的史事比电视剧和说书人的讲述更为有趣和丰富，而且能学到很多知识。此后，易中天、孟宪实、孙立群等人相继登场，电视成为了人们穿越时空阻隔，通往老祖宗生活的便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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