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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正来说，学术腐败已经蔓延到几乎所有的学术科研领域。学术腐败现象的出现，不纯粹是学者教授的个人品质问题，也和这个社会的大环境和学术制度的缺陷紧密相连。
所以内地出了陈静，而香港出了戴晖辉。从陈静到戴晖辉，我们将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GDP4%刻不容缓
GDP的4%与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一起被国人记住。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4%”。2000年我们没有达到，直至现在也远远没有达到。
根据2003年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的统计，英国5.48%，法国5.91%、德国4.70%、韩国4.62%、新西兰6.70%、古巴9.23%、丹麦8.39%、香港4.32%，世界平均值为4.66%。而中国的这一数据一直在2.8%左右徘徊，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5年这一比例为2.81%，距离世界平均值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GDP的4%也因此成为了教育投入的一个硬伤。杨东平在《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说：“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工具主义的价值观，以GDP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等等，都是制约教育投入的体制障碍。它显示了政府职能的扭曲、缺位与越位。”
面对指责，国家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说，公共财政最愿意为教育“买单”。在今年的两会上，他作出了解释：因为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现在还不到20%。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25%以上，所以教育支出占GDP4%，也就是占财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35%以上，它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4%，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在六分之一左右。在中国，财政占GDP的比重大概为19%多一点，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大概15%多，和国际水平基本一致。
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还给出了另一个原因，财政支出结构的问题，“这和我国的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密切相关。”
在国家提出GDP4%这一目标不久的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得以推行。在实施分税制后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200%，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22%急升至56%，但财政支出占全国总支出比例比上年只增加2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比重不断减少的同时，支出比重却不断加大。
到2004年，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为45%，但财政支出却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约72%。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约55%，但教育事业费中央财政支出219.64亿元，而地方财政支出3146.30亿元，是中央的14倍多。
在这样的格局下，由越来越贫困的基层财政负责义务教育阶段的支出，对于基层政府来说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全国各省市为“普九”欠下的巨额债务也因此成为了当地财政的沉重包袱。
GDP4%的目标已经刻不容缓。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教育投入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写进了中央全会决定。
《小康》向公众调查：“您认为教育投入在‘十一五’期间会不会达到4%这一标准？” 49%的受访者回答不会达到，36%的受访者不确定，仅15%的受访者表示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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