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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专业的角度，长期参与国际并购的国际商务律师陶景洲认为，“说欺骗那是不可能的事。”
“合同协商的过程本身就是斗智斗勇的过程，合同所带来的利益可能会在不同当事人间产生差异，但这并不能成为一方不履行合同的理由。合同的当事人应对自己在合同谈判和审查中因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承担责任，娃哈哈当然也不例外。”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思荣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说。
娃哈哈集团一位与宗庆后关系密切的人士承认，当时对合同条款并非没有注意，只是企业在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的决策。当时企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谈判地位十分微弱，而与达能的合资是有条件的，娃哈哈只能满足这些条件。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说，“娃哈哈当年签下那样的协议，不排除存在其他外界无法获知的交换条件，至少不像看起来那么无辜。”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娃哈哈与达能签约？
“与达能合作不是娃哈哈混不下去了，去求人家投资。”宗庆后曾多次强调，当时娃哈哈效益很好，由于希望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才与达能洽谈合作。
但据财经作家吴晓波撰文披露：1993年前后，娃哈哈在乌烟瘴气的保健品市场且战且撤，转而进入饮料领域，却陷入了寻找不到主打产品的困境，他先后开发出酸梅饮、关帝白酒、清凉露、平安感冒液等新品，甚至还去做了涪陵榨菜，但是这些产品无一成功，更严重的是，他投资娃哈哈美食城，期望以此上市却不果，公司一度陷入了经营上的绝地。便是在这时，达能前来洽谈合资。在我看来，娃哈哈当时拿到的实在是一笔救命钱，有了那笔注资，宗庆后找到纯净水产品，才有了后来的“奇迹”。
某种程度上，该说法得到了宗庆后身边人的证实，据该知情者透露，宗当时确实需要一笔资金来支持企业的发展，最初宗想通过上市融资，但一直也无法上市。
1996年3月28日，娃哈哈集团、美食城联手法国达能集团、香港百富勤公司，正式成立杭州娃哈哈百立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保健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和杭州娃哈哈速冻食品有限公司等五家合资公司。
鉴于当时我国中方企业合资后丧失经营权及员工利益受损害的情况，宗庆后也主要关注了这些问题。在与达能的合作中，宗庆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牌子不变，董事长位子不变，退休职工待遇不变，45岁以上职工岗位不变。这一度让宗庆后感觉非常自豪，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占了主动。未曾想到，“现在变成一个大问题。因为当时也不懂什么叫资本运作”。
著名评论员叶檀认为，“不太懂资本运作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娃哈哈要从一个国企变身，宗庆后不得不寻求援手，而受国内潜规则束缚不大的外资成为了其最好的伙伴。更何况，达能开出的条件还较诱人。”
改制从2000年开始。
根据娃哈哈集团的改制要求，原集团100％的持股方杭州上城区政府将净资产的49％转让给以宗庆后为首的经营者和职工。其中，宗本人出资1.5亿元左右，占29.4％股份；管理层及员工出资逾1亿元，占24.6%。实际的出资按原值的81％付清。
据悉，当时并没有将商标、商誉及专有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纳入改制的集团资产评估中。而早在与达能合资时，娃哈哈品牌就已经以1亿元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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