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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国服形象的记忆是在2001年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式唐装”集体亮相。这使得在海内外华人中迅速流行开来，掀起了一场新唐装热。
“虽然它是以清代马褂为基础，经改良而设计，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自豪感都使得一些国人对于新唐装的感知和印象与近一个世纪前对于长袍马褂的认知完全不同了，这是它能够流行的一个原因。”然而，在迅速流行之后新唐装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最后没有能够成为我们的国服。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馆长杨源教授对此现象进行了反思，她认为新唐装没能够也不可能成为国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缺少时尚美，也没有走出马褂的感觉，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它；那段历史的阴影还留在国人心中，令人忆起那个时期的国人之耻，情感上难以接受；对于倡导“汉服”的汉族民众而言，新唐装并非汉族的民族服装，缺乏认同感。
汉服不等于国服
2006年中秋前夕，天津古文化街出现了30名身穿古代服装、佩戴古代饰物的年轻人。队伍由两名手中分别举着“衣正华夏”“月满中秋”红幡的小伙子带领，缓缓地向古文化街行进。每到设有牌坊的地方，队伍便停下，一名带队男子走出队伍，模仿古人做各种参拜的姿势，施礼完毕后，队伍继续前行。
这是国内某网站发起的“穿汉服、行古礼、过传统节日”活动，目的是为了“宣传汉服”。近两年来，国内掀起了一阵“汉服”热，甚至有相当部分人认为国服应该取名为“汉服”。
杨以雄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国服假若拒绝其他民族服饰的要素，仅仅恢复单纯汉服饰的做法有失偏颇。“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里，必然要与异族文化融合。早年我们的祖先具备宽阔的胸襟，不以所谓的血统为衡量标尺，而是以中华文化的认同作为标志。同样，民族服装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因此，他认为，在诠释“国服”的过程中应倡导多样与和谐的统一。
杨源也建议，国服可以在多种民族服装中选择元素，也可以从古代服装中选择元素，还可以汲取西式服装的长处，创造出多民族共享的系列服装。
从这个角度看，汉服并不能与国服划上等号。关于国服的命名，也就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接受《小康》调查者认为，“华服”是相对合适的称谓。
国服的特质
但不管叫什么，国服必须体现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
中山装曾一度被世界公认为中国的“国服”，它的流行已接近一个世纪。直到现在，在国际场合，张艺谋、陈凯歌、李连杰等人，也都习惯于选择以中山装亮相。
杨源认为，这就是一种民族认同感的体现，民族的文化认同往往会通过民族服装来予以表达，国服必须要有这个特质。
中山装就体现了这样的特质。
1911年辛亥革命废除封建王朝帝制后，革命党人围绕着穿衣问题展开了讨论。在争论不休之际，孙中山提议将日本的学生装和西方的军服综合引进，构成一种崭新的世界制服形式，这就是后来的“中山装”。
“中山装”并不是一次对日本学生装和西方军服的简单引进和改良。孙中山根据《易经》周代礼仪等内容将中山装的形制分别寓以意义：前身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门禁五粒纽扣是区别于西方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口三粒纽扣表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后背不破缝表示国家和平统一之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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