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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安何去何从 主持人：那么，城市外来人口应该如何管理呢？ 陈峰：管理外来人口，应该以尊重平等的态度进行，而且，应该以服务为基础。从管理的角度，身份证是最有效的手段，比起暂住证来说，不易伪造，也可以实现全国联网。以暂住证进行管理，其实是一种公然歧视的行为。 宫志刚：以往对于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制度设计中，往往只考虑城市居民，而没有考虑城市外来人口的利益，对外来人口重管理而轻服务。今后应加强对外来人口的服务。但也应该看到，完全的迁徙自由在我国目前很难实现，因为城市能够为外来人员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在管理上，要把外来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区分开，不能混淆。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必须采取一定的管理和控制。 乔新生：城市外来人员以及流浪乞讨人员不等于违法公民，只有在一时无助、拒绝社会救助，同时实施盗窃、抢夺的违法行为时，才应该被公安机关提请收容遣送。完善的收容遣送制度并不是将所有城市外来人员以及城市流浪人员都遣送回家。如果扩大收容遣送的范围，将那些以乞讨为生的公民收容遣送，那么有可能会侵犯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从根本上损害公民的利益。 主持人：对一些城市治安状况混乱的现象，应该如何治理？ 陈峰：最直接的办法，是加大公检法的人力物力投入，加强警力，至少这样可以加大犯罪的成本。当然，前提是行政体制和行政警务首脑没有执法者违法的问题。 乔新生：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恢复收容遣送的规定，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措施。现行的制度，对那些经常小偷小摸的公民无可奈何，在行政拘留期满后，这些人还会流落街头，继续违法。如果能够采取收容遣送的办法，交由被收容遣送人员所在的政府机关加以管护，并且并不限制行为人在原籍的活动，既可以防止行为人在原居住地从事违法行为，又可以利用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规范约束行为人。当然，恢复收容遣送的规定，必须对原来的制度做全面的反思和完善。 但是，收容遣送制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建立科学的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建立精干高效的执法队伍，督促执法机关切实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维护公民的合法利益。 应慎重对待民意 主持人：三年前收容制度的废黜，广大网友功不可没；而今天，也正是他们中的多数跟在钟院士后面为恢复收容制度而呐喊助威。如何看待民意之间的这种变化？ 陈峰：恐怕问题出在信息的不透明上，信息缺失，多数人对收容不了解，更不清楚治安问题恶化的本质原因，才会天真地以为恢复收容能解决治安问题。其实，在收容废止之前，广州治安也没见得好到哪里去。 乔新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民情民意，体察公众的感受，并且在发展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阶层提供应有的话语权。在讨论收容遣送这一制度的时候，某些年轻人流露出来的暴戾心态令人不寒而栗。我们一定要从制度上确保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决不允许少数人成为所谓的意见领袖，霸占媒体强奸民意。 宫志刚：作为决策者，要认真分析透视民意的真实意思，因为老百姓在表述自己的意思时往往会非常感性。民意这种感性的、直接的反应必须慎重对待，应用历史的现实的眼光透视其中的真理，不能妄借民意表达自己个人的观点。 主持人：收容遣送制度是否可以完善后恢复？ 乔新生：在未来的违法行为矫正法中，可以考虑设立收容遣送制度，但是收容遣送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首先应当加入司法审查的内容。在采取行政拘留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违法行为时，公安机关可以提请司法机关做出收容遣送的裁定。如果裁定收容遣送，那么应当由该公民所在地政府承担接受被收容遣送人员的责任。增加司法审查程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安机关的权力，赋予当事人最基本的救济权利，防止随意限制人身自由的事件发生。 其次收容遣送必须符合下列条件：首先，收容遣送的对象必须是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且拒绝接受社会救助的公民；其次，被收容遣送人员必须是实施了违法行为的公民，但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第三，被收容遣送人员实施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三次以上、仍不思悔改并继续从事违法行为。第四，公安机关应当将收容遣送的决定提交法院做出裁定。第五，法院认为该人如果解除收容遣送的强制措施，仍有可能在居住地实施违法行为，必须收容遣送。 只要坚持司法审查原则、预防原则、公开透明原则，从根本上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那么这项制度就能达到惩治违法行为、预防犯罪的效果。 
宫志刚：收容遣送制度可以借鉴历史上的一些做法。比如清朝就有四个方法包括：（一）选立丐头为管束之人；（二）查造丐户牌册；（三）驱逐少壮之丐；（四）设立栖流所以安置老幼乞丐，禁止散处。这些方法比收容遣送制度中规定的简单地限制自由或强制劳动要好。 莫纪宏：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简单地恢复收容遣送制度是不行的，这一制度在实践中造成了大量的侵犯人权的问题；而社会救助制度目前效果欠佳，不能很好地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可行的思路就是继续寻求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例如，能否设立对公民个人进行安全管理的制度？能否对那些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违法分子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当然，真正解决问题还得从疏导的方式入手，如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建立更加公正的分配制度，防止两极分化；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等。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解决钟南山院士所提出的问题主要还是应当依靠法治的手段，而不是简单顺应受害者嫉恶如仇的情绪。法治社会的问题应当以更加的理性的态度、通过法治手段来加以解决。 《小康》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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