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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结在于部门利益 《小康》：那么在几位看来，现在城市与人口过度膨胀这种矛盾的“结”在什么地方？ 王太元：一般来讲，城市控制人口主要原因在于财政的收与支。因为，我们现在城市的财政是收支两条线，每个部门只算自己的账。例如，去年郑州搞了一个户籍改革，实施不久便停下来了，其中的原因在于地方政策是只要来郑州来读书都可以给户口，结果学生比平时增加了40%〜50%，但教育部门全线吃紧，这里面的问题在于，虽然教育部门财政吃紧，可对于整个城市来说，人口虽然增加了，财税收入也是随着增长的，为什么不能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来缓解教育部门的危机呢？所以，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在中间环节上是各部门算自己的账，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利益，而市长不算账，所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我的观点是市长要亲自来平衡财政。 如果现在哪个城市允许第三方去给他们做调研的话，我敢肯定，大多数城市人口涌入时期，他的财政和税收不会呈负增长的，否则近一两百年之内的城市化发展就不可理解，也无法解释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1985年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高还是现在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高呢？恐怕谁也得不出北京近年人口增长了好几倍而生活水平还不如1985年的结论吧！ 所以，这个结症是显而易见的。你看到工商、税务什么时候说不欢迎外来人口了吗？说话的都是教育、社保、民政等一些公共服务部门。 
周汉华：我觉得还是一个小团体主义，或者说是既得利益者对既得利益的一种互补！我们现在城市方针政策的制定，很多都是考虑制定政策人本身的需要，而并没有真正从社会管理、从被管理对象的需要出发，所以这样自上而下的方式，只能是维护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排斥了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周孝正：这里面的矛盾，我认为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政府机构在某地密集的程度。因为政府机构高度集中，个人和企业就容易得到信息优势。特别是在政府权力比较大、管的事情比较多时，公民或企业为节省办事成本，就必然集中到政府机构所在地。所以我们看到，外国的企业也好，地方政府的驻外办事处也好，多数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这些城市；第二是经济增长。哪个地方经济增长快，哪个地方就有就业机会，人口必然就流向这个地方，挡也挡不住。再有，一个城市人口增长快，外来人口尽管是主要原因，但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到一座城市除了谋生需要外，附加的后代的教育问题也不能剥离，为人父母有谁愿意子女以后像自己一样到处奔波?都是一个宪法下的公民，既然你这个城市制定了许多优越制度，而享受的待遇差别如此之大，人们又怎能不向这个地方“钻”呢？人口不增长反而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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